武漢病毒的隱喻 | 侵略與邪惡

前述Sontag 舉的梅毒命名的例子不僅點出傳染病必須來自他處，特別是能揭露政治上的競爭/敵對的他處、他者。「中東綜合性症候群」對東亞來說隱喻的敘事是貧乏的。但是，「韓國爆發MERS」這樣的敘事則有意義得多，這時東亞會選擇稱之為MERS而不提及中東。

基於同樣的理由，當世衛呼籲為武漢病毒正名時台灣的陳時中會回應：「難道要稱中國病毒嗎？」言下之意是「武漢」其實無法滿足這種「來自他處」的隱喻。

香港人經歷大半年動盪而訴求仍無回應，以疾病為由將大陸人視為他者其實是不難預料的行為。基於同樣的隱喻，中國內部一樣傳出這是美國詭計的謠傳，不過，更具闡釋性的版本則是推論病毒是由武漢P4實驗室流出的各種陰謀與推測。疾病必須來自他處，最好能來自有衝突關係的他處，甚至還需要填補特定錯誤或邪惡的意圖。

我前面提到，隱喻最重要的是「情節」，而上文關於「外來」的隱喻意涵裡我僅藉由場景、背景因素、圖像和意圖等部份分析，因為這些因素都或多或少有助於判斷命名為武漢病毒帶來的污名化。

不過，情節中最重要的要素是「行動」它和命名為武漢的關聯較低，這些隱喻目前最令人不安：「隔離」、「封閉」以及一系列關於軍事的隱喻。

防疫視同作戰、醫護身在前線、動員人力、徵用物資、不幸犧牲、封城、緊急動員...比起命名為武漢肺炎相關的隱喻，疾病的軍事化隱喻流傳得更為廣泛，而且在兩岸三地有高度的對照性，就兩岸而言，許多上個世紀的戰爭語彙如鬼魅回魂般再度漂浮在台海上空。

醫學治療時常援用軍事隱喻說明身體發生的「故事」：免疫系統與細菌和病毒「作戰」、應用「資源」致力修補傷口、病毒將「潛伏」多少天等等，但是這些軍事隱喻中，身體裡的戰爭是由醫生指揮下以藥物為武器、提供特定的補給，而其目的在於救治病人。

醫學上把身體當作戰場的軍事隱喻已需反詮釋並平息想像，可是，如今這些隱喻卻延用於一個面對傳染病的社會。對於防疫的軍事隱喻秘而不宣的是：平時醫療的軍事隱喻是以救治病人為勝利，但將防疫的戰役裡的勝利卻不是救治病人，戰爭裡，病人不但是受害者也是戰爭要對抗的威脅，戰爭極有可能是透過他們的犧牲來取得勝利。


劉紹華在訪談裡談道污名化的問題時說道：

戰爭允許以緊急情勢為由發動最大限度的動員，戰爭能號召起熱情，但也同意不顧代價、不計成本並容許一切的犧牲。一個病人對抗疾病和一個社會對抗瘟疫是完全不同的戰役，如今卻被混淆在一起。這場戰爭的目標並不是真正的敵人，戰役的敵人是病毒而病毒無法治療，所以，防疫戰爭的理由是源自於無法消滅敵人的狀況，那麼，這場戰爭究竟與誰對抗？目標是什麼呢？難以避免的，戰爭裡的病人最終會淪為事實上的敵人。



戰線從病人的身體到醫院到隔離場所到居家隔離者的空間...彷彿能畫出依照戰情激烈程度排序的戰場，由於對武漢採取封城措施整個城市的空間與居民都是戰地。而讓人不安的是，戰場上的生命自然可能被犧牲、可以被犧牲，甚至當宣戰時就預期他們只能被犧牲，因為當病人就是敵人的所在之處，要取得勝利的途徑之一就是犧牲病人。

這場戰爭的用意是動員，其對抗方式就是犧牲差別僅在於犧牲的程度有多嚴重：我們應認清當我們喊著防疫戰爭的口號時，其實也藉此認可死傷是無法避免的，醜陋的是並非所有人都面臨一樣的死傷風險。

軍事隱喻已經開啟它的敘事且不知該如何停止？

在中國，封城等於將犧牲的任務不分輕重的強加在一座城市裡的所有人：他們都被徵用參與了沒有武器也無法對抗敵人的戰役，不問意願也不分能力高低。以戰爭為名造就的不僅是不合理的徵用與動員，也包含不合理的榮耀，日前，人們哀悼一位烈士般哀悼年輕醫生的死亡，但他並不是為了人們犧牲，他的死亡與人們並不相關，是人們擅自將他的死亡鑲嵌在自己的軍事隱喻。

在台灣的軍事隱喻表現為「對抗侵略」：敵人是病毒，民眾在戰爭裡的作戰的方式是避免自己的身體成為戰場。在寶瓶星號、鑽石公主號或武漢包機敵人都突然發動突襲，敵人始終是病毒，但中共當局卻樂於被誤認為敵人。在台灣，疾病的軍事隱喻並未比中國合理，當看到寶瓶星號檢疫的情景仿若防範間諜滲透的盤查，我們仍不免要問：我們何以至此？何需至此？

無論命名為武漢病毒或nCoV2019或其他名字，軍事隱喻才是這個傳染病作為隱喻正在發展的情節，也是所有意義集中的焦點。開戰的宣告已經下達，由於無法也無須實際對抗敵人，戰爭的結果注定取得勝利，只是以戰爭為名將掀起多強的動員？有多大程度的犧牲？有多少過度徵用與過度稱頌猶未可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