港講《少年來了》：一切由少年被子彈貫穿那刻開始

1970年出生，韓國中世代的女性小說家韓江（한강），2016年其著作《素食者》獲得「國際布克獎」，頗受國際關注。她的小說《素食者》、《少年來了》及《白》已有中譯版面世，韓江作品中所關注人性的黑暗與光明，反覆探討不同形式暴力對個人的影響，極具人文關懷。其中，《少年來了》以韓國當代政治史相當殘酷，及至近年始受正視的「光州事件」為題材，對身處亂世動蕩的香港人而言，這是一本充滿熟悉、既視感的小說，因為我們都不再是可佈歷史的局外人，因為我們都目睹了許多、許多的「少年」來了又去。

自從2017年韓國電影《逆權司機》在港大受歡迎，不少香港人都對1980年的「光州事件」多了些認識。宋康昊主演的士司機，由最初的政治冷感，認為在光州抗議的民眾、學生都是搞事暴徒，直至陪隨德國記者深入光州，目睹當地人民的善良，政府軍隊的無恥，親身經驗才改變了他的看法。宋康昊最後挺身而出，成功送走德國記者，向國際社會公布韓國政府血腥鎮壓光州的真相。即使再殘酷，正因未來的確改善，結局給予觀者光明希望。

逆權司機走了，那麼留在光州的其他人呢？那些受了傷在醫院哭號的人，那些沒有死去被拘留的人，那些見證親友逝世活下來的人，埋沒在大洪流之中的小人物 —— 或許一如你我 —— 他們的故事又是怎樣？

韓江《少年來了》記載了「光州事件」發生及其後，他們的人生：以小學生東浩為起點，講述他目睹軍人射殺好友正載，為了贖罪，他留在道廳協助振秀、恩淑、善珠等人，處理每日不斷增加的遺體，直到軍隊鎮壓，子槍貫穿少年的心臟，「光州事件」終結了。振秀被警察關進牢獄虐待，出獄飽受痛苦後自殺；恩淑成了出版社的編輯，因為和身份敏感的作家合作，被警察審訊連打七記耳光；研究光州事件的學者，再度邀請善珠接受訪問，她勾動了痛苦的回憶，於面對和逃避之間掙扎；正載中槍身亡陰魂不散，經驗恐怖的身後世界；東浩母親喪失骨肉至親的悔恨和悲慟，家族創傷的見證。

《少年來了》尾聲，韓江自白創作動機，緣自她出生光州，在一切發生之前剛好搬家，和事件擦身而過。她成長在家族欲言又止的禁忌，長大後重新梳理、回顧這段歷史，而東浩的原型，正是韓江舊居遷入的新家庭中，在「光州事件」逝世的小學生。可以說，故事敘述的起源，一切由少年被子彈貫穿那刻開始，《少年來了》的因。

一顆子彈貫穿了少年的身軀。韓國「光州事件」的悲劇，香港2019年10月1日的國殤，不一樣的時代背景，卻彷彿相似重疊的少年。

《少年來了》除去尾聲，共計六章，以六個人物的觀點切入「光州事件」及其後，是當代政治歷史小說的以小見大、一葉知秋的筆法。第一章名為「雛鳥」，記述在東浩生前，小學三年級初生如雛鳥者，卻要親手記錄、見證無數具體的「死亡」：

東浩幫助善珠姊、恩淑姊處理遺體，在本子上書寫屍首的性別、目測年齡、衣著配件、鞋子款式等，為它們編上號碼，以便家屬認屍、悼念。韓江刻意使用「你」作為敘事人稱，隱藏的「我」既是作者，也可以是讀者；你我對話，象徵了書寫和閱讀、記錄與見證的多重連繫。《少年來了》的開章即告訴了我們，當你翻開東浩人生片段的一刻，已經選擇了成為「光州事件」眾多逝者的見證人。

處理遺體過程中，東浩不解為何悼念死者時，都必須在棺木鋪上國旗，唱國歌，國家不正是殺害民眾的主謀嗎？他向恩淑姊提問，卻換來「怎麼能把那些（軍）人當成是國家呢？」這種國族想像，又或叫作愛國／社群主義（Communitarianism），是群眾行動之所以能團結的關鍵。因此書中不乏這樣的描述，第四章因此事坐牢的「我」，回憶其時示威：

以色列歷史學家哈拉瑞，著有知名的「人類史三部曲」，反覆告訴我們，對人類最重要的事物皆為虛構，「互為主體」的想像和信念，一一構成社會的意義之網，推動歷史發展，也把我們捆綁其中。當然，社會運動不一定以「愛國」為前提，但總會有某種「社群」的想像，成為群眾有所共鳴的情感和思想。香港人會唱〈願榮光歸香港〉，高叫「光復香港，時代革命」，不正是同理嗎？那種由個人至群體，良善之心的跳動，是每個經歷者的共同憶記。

在事件過了很久很久之後，四十三歲的善珠憶起東浩的疑問，回答「他們只是試圖用國旗這種布來包裹，因為我們不可以是被他們屠殺的肉塊，所以才會積極地哀悼、唱國歌。」想像賦予意義，也很可能，是一種情感上的對抗和自我慰解。

當軍隊宣告即將進駐光州，留守的學生不如想像中的絕望，「尤其是比較年輕的組員，更懷抱著強烈的希望」，他們相信只要在撐下去，天亮之時會有數十萬市民站在噴水池前，與他們並肩作戰。學生不知道，軍人將手持八十萬顆子彈，對付僅有四十萬人口的光州市民。相對之下，學生善良得連槍都開不了。「我們組裡沒有任何人扣下板機，因為我們知道，一旦扣下板機就會使人斷送性命，所以我們辦不到。」

一切完結之前，直到子彈貫穿許多少年之前，絕望從未正式來臨，直至 — —

東浩母親曾經深信「他說晚上六點鎖好門就回來，還答應和大家一起吃晚餐。」

恩淑則「在她離開道廳前看見你時，她的靈魂已經支離破碎。」

振秀自殺的遺書，夾著一張照片，四名高中生和東浩中槍身亡的圖像。

善珠，重回故地，決意自殺之前，看見天主教中心外牆的，東浩中槍死亡屍首的照片：「在那一瞬間，你拯救了我，靠著心臟快要爆開般的痛苦，靠著憤怒的力量，我的血液霎時變得滾燙，得以重生。」

直至，對他們來說，死亡甚至比生存更加吸引。

韓江在《少年來了》的第二章「黑色氣息」，罕見地以正戴，亡魂的角度描繪死後世界。書中對死亡的想像，早在東浩記錄遺體時，已經反覆提問靈魂存在的可能：

可惜的是，至少在韓江筆下鬼魂從不如東浩想像中唯美，沒有天堂和地獄的宗教寄託，也沒有可以向仇人報復的白衣惡靈。亡魂正戴受軀體束縛，無法自由行動，只能直視自己的肉體漸漸腐爛，招來牛蠅、蒼蠅圍繞，生出白色蛆蟲。即使身死之後，依然還有無窮的痛苦延續，冷酷得沒有半點溫暖。

國家機器為了維穩，軍人正當化自己的行為，把示威民眾定性為「赤色分子」，責罵「小赤匪」、「赤婊子」，透過他者化（Othering）分出純種和異類，這是「光州事件」的鎮壓，是香港光時革命的被自殺，是當代極權政權對待示威者的慣用手法。韓國軍人怎樣對待那些被他們謀殺的民眾？把他們掉到荒山野嶺，數十個屍身堆疊起來，如同垃圾，「這座人塔儼然就成了一具有著數十隻腳的巨型野獸屍體」。

戴正發現身邊有許多和他一樣，被殺害者的靈魂，但彼此卻無法看見對方，「可見『我們黃泉再見』這句話根本不成立」。鬼魂沒手、沒腳、沒臉也沒舌頭，除了默默無言地靠近彼此，根本無法溝通，只能感受大家都是「可怕無助、痛苦萬分」的存在。

對比「光州事件」發生之前，戴正的姊姊正美，在打工之外，還向東浩借了教科書，希望將來可以重新讀書。無數少男少女，充滿希望和可能，卻被扼殺了未來。戴正強烈的控訴，是這本小說少見對當權者直接的質問：「我想要飛向他們，質問他們，到底為何要殺我、殺我姊，以及他們是如何殺害她的。」

當戴正以為隨著軍人放火燒毀屍首，他將能擺脫肉體的引力，自由飛往任何地方，才發現自己什麼地方都去不了，暗示連最後塵世的存在終究消失。這是多麼虛無、現世的想像，彷彿連半點安慰也沒有，迫得讀者也跟著面對此一龐大黝闇的結束。

由此，連繫至小說第四章，那個和振秀一起坐牢的「我」，經歷長時間的非人對待，出獄後每天和自殺念頭對抗，問了我們，所有讀者的一個問題：這麼多歷史血腥事件，是否說明了殘忍乃人類的本質？在只有今生今世的生死觀，如此巨大數目的生命被惡意「消滅」，加重了這個提問的壓迫感，讓我們不忍、同情，讓我們更加希望，堅持些什麼，維護些什麼，以使人類不止如此可佈。

堅持些什麼？四十三歲的善珠，在夢中不斷自殺，夢見自己身穿厚重盔甲，走上高樓陽臺一躍而下，而又未能死去，只好重複相同行為，像恐怖電影的情節。即使如此，她最後仍然在心中吶喊：「千萬不能死。」

死亡意味著失去了所有，什麼也沒有，因此，千萬不能死。

讀《少年來了》愈久，愈能感到那種屬於生者的，見證「光州事件」的沉重負擔。每一位參與抗爭，每一位和東浩相識的人，在子彈貫穿少年之後開始，心中的某個重要部分也因而死去。這種「手足之情」，是所有曾經處同一情境抗爭，產生的革命情感，失去仿如斷肢殘體，永遠不能磨滅。

東浩目睹正戴中槍身亡，而他什麼都做不了，「我絕不會原諒任何人，包括我自己」，化成書中生者共有的內疚，無法拯救東浩的自責。曾經，恩淑是「溫柔，悄悄走來把手輕放在你肩上」的體貼；曾經，善珠是「從遠處就用清亮嗓音高喊著你的名字」的女子。但「光州事件」之後，她們再也不一樣了。

恩淑

恩淑因參加敏感的出版事務，被黑警連打七記耳光，臉頰腫脹赤痛，也代表了具體的屈辱，奪去一個人外在的常態。肉體施加的痛苦建構了記憶和心靈，恩淑不斷強調每天忘掉一記耳光，其實是訴說著，該如何忘掉、面對切身的傷痛？那種連烤肉、煎魚都會想起屍體的噁心感，過去的、現在的，那種生而為人所有的飢餓感，「忘掉第七耳光的日子不會到來。」

善珠

他人惡意施加肉體的創傷，必然帶來心靈的苦痛。善珠在「光州事件」因手拿槍械被額外虐待，國家政權對女性身軀的侵害，導致她終生不孕，獨居一生。當研究者請求她錄音說出自己的經驗，她再三掙扎，並非理性地否定這事無用，而是情感上「說不出口」。

生者如何面對倖存的內疚，怎樣處理其中身心的傷口，以什麼態度活下去，這是他們，也可能是我們，必須解決的人生課題。

振秀

「光州事件」的最後，振秀留守道廳，看著東浩最終高舉雙手，被軍人掃射身亡，埋下了他自殺的種子。振秀的外型較為陰柔，黑警曾經性虐待他，「黑蟻爬滿了他的身體，他的胯下」；拿黑色圓珠筆反覆插在犯人的指縫，針對傷口「使勁地往更深處扭轉」。

《1984》式的身心折磨，新彊集中營、香港新屋嶺，如斯接近我們，也是讀這本小說易於熱淚盈眶的原因。飢餓、缺水、空間狹窄、施虐、侮辱⋯⋯直到他們出獄之後，會頭痛、牙痛、失眠，甚至精神失常，這些經歷化成夢魘，除了死亡，始終沒有能夠擺脫的一天。

少年，總是走在抗爭的前線，來了又去。政治事件留下的家族創傷，《少年來了》把東浩母親的痛苦留在最後一章，沒有投身抗爭之中的旁觀者，卻因此成為和骨肉至親生死永隔，「白頭人送黑頭人」悲劇中的主角。

東浩母親在幻想中彷彿看見兒子的背影，生命中永遠缺少那頭溫熱的期盼、喜悅和擔憂，不由自主的寒冷促使她渴望陽光。受難者家屬的團體——像我們熟悉「六四事件」的「天安門母親」——東浩母親加入了這類互助團體，爭取公義而備受政權暴力對待，一群母者的形象，可說是全書最為悲情的一章。

香港，又已經有，將有多少這些家族創傷？

《少年來了》不是一本令人讀之振奮的小說。相對韓國「逆權三部曲」電影結局，《逆權司機》成功把記者送走，《逆權律師》全體律師站立聲援，《逆權公民》大學生叫著口號迎來耀眼的陽光，那終將命定有所改變的轉型正義，為這三部電影帶來了動人的溫暖。

韓江筆下，那是「光州事件」未見有何希望，可能什麼都沒有的虛無，或老土一句，黎明來臨前最黑暗的階段。當時的經歷者，又有誰敢斷定會有更好的明天，有誰敢說等待不會是一場「果陀來了」的悲劇？

這種狀態、階段實在很像現今香港，以及我們漸漸會面對的情景。由2019年社會運動的白熱化，到2020年迎來的平淡、細水長流，我們尚是處身其中，如果把時間拉得更長（一場為期數十年的抗爭），也就一定會面對《少年來了》眾多生者相似的境況、問題。

屬於我們必須面對的生命課題。

恩淑從政治審閱處領回那份經刪改的，滿是黑色墨水重如鉛塊的劇作，流著淚交回給作者，認為劇本已經毀了，無法出版。劇作家輕描淡寫地回應，沒關係，首映會如常演出。首映時，演員沒有任何對白，只有象徵痛苦和死亡的肢體語言，張嘴作脣語，唯獨恩淑早已看過劇本，大音希聲，聽見了演員的對話。

有些事，唯獨是活在此時此刻的生者、見證者，才能看破指鹿為馬背後的真相，才能懂得靜默無言的喧嘩，才能知曉從各處蛛絲馬跡拼湊完整的故事。

一切由少年被子彈貫穿那刻開始。我們有了這份能力，也就有了活下去的義務，承載痛苦是一種權利，正因痛苦，更要目不轉睛地記著發生過的一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