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一度因《素食者》無法引起共鳴而對韓江另一本《少年來了》興致缺缺，一拖，就是三年。「少年來了」讓我不禁思索這名「少年」是誰？他又因什麼事而「來」？最後，原本打算從毛澤東暴政中轉換心情的我，卻再被另一件悲痛程度無法相比，與二二八同樣不容被消抹於歷史中的光州事變拉入抑鬱情緒中。
作為歷史文學書寫者，狡猾地可以將自己從主視覺與旁觀者的身份任意交換。或許書寫目的多半是為了光復那些不被正視的錯誤過往，然而這般作為必然得從當事者或遺族或癒合或仍隱隱作痛的傷口中挖掘真相，有可能在不自覺中成為加害者一員。更讓我進一步意識到，以往的自己總認為不管是什麼痛楚都有癒合的一日，使我擁有絕對自信想要拯救陷入痛苦的友人。這般天真似乎是在進入職場後我才意識到，那些無法被當事人明說的痛，永遠不該草率地認定是懦弱的逃避。不知道什麼時候才會好，不知道惡夢會糾纏多久，這些問題毫無義務必須被獲得答案。
在第五章〈夜空中的瞳孔〉，韓江完整地揣摩了在事變中僥倖存活的倖存者善珠如何保護自己，遺忘過去，卻得遭受事外者風涼話的揶揄，備受煎熬的心境多麼令人難受。故事密集發生於事過境遷後的某日晚上七點到凌晨四點，這個時間軸的安排恰巧回應年輕時的善珠，被同志譏笑畏懼天上彷彿眼珠明圓的月亮的那段美好回憶。對善珠這樣經歷過軍方暴行虐待的參與者而言，偏偏擁有弱勢女體及藍領勞工身份，在權力爭鬥無疑落在弱勢處境，善珠是從肉體上的折磨撐過來了，但也沒有撐過來。她的身心都還停留在那個暴行肆虐的夏季，靈魂如玻璃破碎了再也無法毫無縫隙地修補原狀，蹉跎十年，善珠被應邀錄下證詞成為第八名光州事變證人，那些不該湧現液體的傷口又隱約汩汩流出曾經的淚。
在《少年來了》中的倖存者擁有一致的特質，從曾經的熱血激昂受盡暴力凌虐後成為失了魂，受神經質折磨苟活至今的軀殼。他們活著是活著，但也不像真正活著。活著的定義多半我會擅自賦予對將來的期待作為努力動力，經歷一同反抗的同伴在你面前肚破腸流失去氣息，目睹大腿腫脹到長裙變成短裙發散抑制不了惡臭的死屍，應握著筆桿子最後全換上槍枝的學生們站在前排，狂癲的時代還能不被奪取信念與良善，是人之所以可以與畜生區別的最後底線。
⋯⋯我心想，或許死亡是像新囚衣一樣冰涼的事情。如果「活著」是剛度過的那個夏天，是佈滿膿瘡、血汗交織的身體，是不論怎麼呻吟也無法度過的一秒鐘，是在充滿恥辱的飢餓感中咀嚼酸掉的豆芽菜，那麼「死亡」應該就是一種徹底的塗抹，可以將那些經歷一次全部抹除。
說話者為與大學生金振秀分在同一組服刑的青年，他的這段是整本書裡，使我最能設想自己身處相同處境所體驗到的煎熬有多麼折人——特別是在讀了馮客以中共「解放」中國為背景寫成的《解放的悲劇》後。一致因獨裁政權引發人民反抗導致血腥鎮壓，若是細看毛澤東當時施行土改奪取百姓多少，踩過多少屍體才成就他的威望，才能真正明白我們在文本上讀到的敘述不僅僅只是一段句子，更是曾經發生過的歷史，將來可能重新上演的預言。
就算我關注這些過去，在乎政治體制的演變與實際發生世界各處的真切案例，感覺自己心志的承受能力已經到了極限。韓江也在後記中提及在搜集資料，書寫的過程，有好幾度這些事情如電影般在夢境中上映，真相的殘忍對一個身處平和世代的人來說都成了負擔，更別提死狀被攝影保留下來，故事被換種心境記錄下來的當事人們。我想這不該被認定是心智上的脆弱，或人格不夠健全以致於無法消化——當然，某種程度我無法否認我的確是想替自己辯解——更多是擅長於設身處地，以至於有時候迷失了與快樂相處的能力。
我無法斷然是性格過於杞人憂天，還是對台灣文學的認識不夠全面。當接觸的文學數量遞增時，那些被刻畫於其中的悲痛就像嬰孩出世伴隨誕生的臍帶雜揉一起。好像沒有血淚，就無法被評價為「卓越」的文學作品。甚至在爬梳台灣文學演變脈絡時，更無法割捨一路以來的「被殖民」歷史。陳芳明教授更在《我的家國閱讀》提及：
然而我們必須承認，所有個體生命都是歷史的產物。我們無法讓發生過的歷史完全不算數，也無法讓歷史重新來過一次。時間長流的起伏、波動、曲折、傷害，其實都鍛鑄在每個生命的靈魂深處。我們只能選擇勇敢面對它、處理它、解決它。
韓江到底還是投進了勇氣，正視這段過去，這點絕對值得敬佩與拜讀本作。同樣作為，正如台灣近期頗具白色恐怖文學代表性的作品《讓過去成為此刻》、《靈魂與灰燼》，我們生長的土地曾發生的故事也被用我們的語言逐一還原著。縱使感受多半是糟糕的，怎麼也比不過因此殞落自己的犧牲者們，慶幸自己活在平和之中，終其不用受暴政脅迫恐慌。
躲藏在《少年來了》中透明冰滑的靈魂依偎在軀體旁，用看不見其他同伴的雙眼在人世間中遊蕩；為了詮釋被政府噤聲，真相被掩蓋在墨水底下，唯一可以抵抗的僅剩無聲唇語；到最後，其實也沒有最後，故事真正終結不過就是抵抗跟殺人的看哪方先死，如是而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