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貴智｜徐自強案21年——真相遠在天涯，死刑近在咫尺

2018/02/22 更新2017/04/05 發佈閱讀 9 分鐘

我們總認為死刑不會發生在我們身上，我們相信包青天的故事在當代一直持續上演：那些窮兇惡極的惡徒，因為犯下的是駭人聽聞的滔天大罪，經過包公不辭辛勞地搜集證據、明察秋毫地破解兇手的偽裝，最後「鐵證如山、罪證確鑿」，虎頭鍘終於在窮凶惡徒身上落下，正義總能獲得實現。

但徐自強案很不尋常。他被判處死刑，但是從頭到尾沒有任何客觀的、直接的、科學的物證來證明他殺人；從頭到尾，只因為有兩個人說他是共犯，雖然有不在場證明，但不知為何法院不願採信，然後就被判了死刑。

民國84年9月1日，被害人黃春樹出門送小孩上學後回家稍作休息，然後悠悠步出大直的住家，卻再也沒回來。第二天清晨4時，家屬接到電話：「你兒子在我們手中，準備七千萬元來換人。不可以報警。」之後慘遭撕票。

歹徒黃春棋透過公共電話要被害人的妻子搭火車交付贖款，卻不知警察早已佈下天羅地網，在發話處部署警力，隨即一擁而上，制伏歹徒黃春棋。黃春棋落網後，向警方表示：提議作案的是陳憶隆，3人共駛一部偷來的贓車綁架黃春樹，並一同將被害人帶到汐止山區殺害。出面取贖的車輛則是徐自強出面向租車公司承租的。

陳憶隆隨後落網，他則向警方表示：主謀是黃春棋的哥哥黃銘泉，他們四個人（黃黃陳徐）開兩台車，一起在大直抓走黃春樹後，他和黃銘泉分別開走一台車，徐自強中途先行下車，返回現場擦拭指紋然後回家。下午一起在徐自強租屋處討論事宜。

兩人的說法顯然有矛盾之處，不過黃春棋和陳憶隆後來又反反覆覆地修正說詞，最終兩人講的版本差異不大。

無法說服法官的不在場證明

徐自強岳母說，案發當天（民國84年9月1日）的早上8點，徐自強像往常一樣，到檳榔攤和她交接顧攤的工作。後來她吩咐徐自強，到郵局替她提領兩萬元的現金，徐自強早上10點47分領錢的畫面被郵局監視攝影機錄了下來，甚至在領完錢後在郵局匯款給花旗銀行還房貸，這當然有郵局的文件紀錄可資証明。

而在徐自強媽媽的美容院打工的洪小姐則說，他當天徐自強家吃午餐，不僅看到徐自強的車子停在他家門口，更看到他陪當天剛上一年級放學回來的小孩玩，後來大家還一起吃了午飯。下午兩點鐘和四點鐘左右，她也都曾看到徐自強待在家中。下午徐自強還在桃園市租了一台車，有租車公司的紀錄為證。

不過法官認為，擄走黃春樹的時間是8點，經過實地駕駛測試，徐自強可以從桃園開車到大直協助綁票，然後在10點半以前順利回到桃園領錢，因此領錢畫面不能證明徐自強在案發時不在場。儘管按照陳憶隆的敘述「徐自強沒有交通工具」，徐自強如何在車子都被開走的情況下，在一小時內從大直返回桃園龜山，法官卻沒有在判決書中說明。

至於洪小姐的說詞，法官認為無法證明徐自強沒有參與擄人，因此歷審法官都認為沒有傳洪小姐出庭的必要，卻又在忽視這項說詞的情況下，直接認定徐自強當天下午跟其他人瓜分財物、討論如何勒取贖款。

前後反覆不一反而獲得信賴

陳憶隆一開始說「開一段路後，徐自強下車回去擦指紋」，後來改成是「黃銘泉叫徐自強下車擦指紋」，並且因為徐自強沒有交通工具，所以擦完就自己趕快回去。黃春棋則在一開始說「徐自強有一起上山殺人」，在檢察官拿出徐自強的不在場證明後，黃春棋一愣，只回答我不知道，一週後則改稱「徐自強並沒上車」，黃銘泉告訴他「徐自強有事要先走不用等他」，之後又稱「我不知道我哥哥（黃銘泉）叫他下車的用意」，最後改成「黃銘泉要徐自強回被害人停車處擦指紋」。

除此之外，陳憶隆也在偵訊時說，他們犯案有準備手套，是徐自強在西藥房買的。那麼既然有準備手套，為何還需要去擦指紋？如果徐自強真的涉案，有哪個犯人會在作案後還回到犯案現場，只為了擦指紋？更何況是在沒有交通工具能供他快速逃離現場的情況下？

然而，基於黃春棋和陳憶隆的證詞，法院最後認定「民國84年9月1日，黃銘泉、黃春棋、陳憶隆、徐自強開著兩部車到大直，在被害人家附近擄走被害人並押上車，徐自強在早上9點時下車擦拭指紋後先返回桃園，在早上10點多時於汐止山區殺害被害人，然後在下午2點多到4點多，於徐自強桃園住處，瓜分從被害人身上取得的財物，並討論向被害人家屬勒贖事宜。」

顯然，前後不一且破綻百出的說詞，雖然沒有合理解釋，但仍然沒讓法官起疑，反而順利地說服法官。

容易推翻的無罪推定原則以及專斷的自由心證主義

刑事訴訟法第154條第1項規定：「被告未經審判證明有罪確定前，推定其為無罪。」刑事訴訟法第154條第2項規定：「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其犯罪事實。」法官不是全知的上帝，而是透過拼湊證據認定事實。法院判案講究證據，有幾分證據說幾分話，已經成為國民常識。至於證據如何拼湊，則仰賴法官的自由心證。刑事訴訟法第155條規定：「證據之證明力，由法院本於確信自由判斷。」但不論如何拼湊，如果檢察官提出的證據無法積極證明被告從事犯罪行為，或無法反駁能證明被告並未從事犯罪行為的證據，就必須判決被告無罪。

我們在前文看到了一些相互衝突的證據。黃春棋和陳憶隆的指控，能夠積極證明徐自強從事犯罪行為；郵局提款錄像以及洪小姐的不在場證明，則能證明徐自強並未從事犯罪行為。但是我們可以發現，對法官而言，證明徐自強犯罪的證據，似乎遠比能夠證明自強未犯罪的證據更具有說服力。即便黃春棋和陳憶隆的指控前後不一，內容也存有許多不合理之處，卻能夠讓法官全盤接受；反之，徐自強的不在場證明即使非常明確，卻被法官自己找理由推翻掉了。

更令人感到毛骨悚然的是，能夠積極證明徐自強犯罪的積極證據，就只有黃春棋和陳憶隆的指控。沒有我們在犯罪影集中熟悉的那些橋段：所謂兇器上採集到的指紋、所謂監視器拍到買兇器的畫面、所謂通聯紀錄，以及所謂現場採集到的毛髮等物證。

徐自強案讓我們看到，即使法律為我們豎起無罪推定原則這道高牆，但是眾口鑠金，它在法官心中便能輕易倒下。

判決：認定事實或是製造事實

事情已經發生，我們無法令時光倒轉；至少現在我們沒有時光機，讓法官回到案發現場看個究竟。因此我們必須接受，法官無法在判決中「重現事實」，而是發揮比神祇更厲害的力量——直接在判決中「製造事實」。

證據就像積木，法官決定哪些證據可以用、哪些不能用，然後利用自由心證原則，一塊一塊堆疊出事實，進而變成一座有罪者的監獄。因此當法官或因偏見、或因接受各種資訊刺激而對被告形成有罪推定，清白的人也可被丟進證據堆疊而成的牢房。

法官是人，即使盡力也難以完全克服偏見及直覺對自身認知能力影響。徐自強在演講中曾自述，第一次開庭時，法官就直接咬定他有犯罪，最好趕快認罪。而不是從調查各種有利、不利徐自強的證據開始。

畢竟法官是人，案發後徐自強躲藏一年，駭人聽聞的案發過程、家屬心痛欲絕的哭嚎透過媒體鎮日放送，法律雖然推定徐自強無罪，但是並不是那麼容易做到。隨後在判決中，我們也可以感受到法官似乎是已經推定徐自強有罪，才會盡力推翻有利於徐自強的證據，對不利於徐自強的證據都不假思索的接受。

或許法官製造事實的觀念令人難以下嚥，但我們必須接受，才能開始直視問題核心，讓司法改革往前行，進而預防冤案再度發生。我們必須思考：當人群憤怒，司法體系如何保持冷靜？法官如何不要讓無罪推定這麼容易被推翻？引入陪審團幫法官認定事實是好的選項嗎？錯誤發生後，我們該如何改善再審、非常上訴等非常救濟機制呢？

更重要的事，應該改變對於司法的認知，拋下包青天式的期待，不再想像法官擁有能輕易實現正義的魔法。我們必須認知到真正的正義，不是貓抓老鼠就能交差了事，而是要確保每一次都能抓對老鼠，才不會誤把無辜哈姆太郎捉去了。若能減少司法體系縱放一百的壓力，才有機會減少錯殺一人的危機，才能讓司法體系不再不顧一切地設法堆出一座座禁錮無辜者的監獄。

所幸最後，在第582號解釋中，大法官確認了共同被告之陳述必須在審判中具結，並經過交互詰問才能用以認定犯罪事實，而且不能作為有罪認定的唯一證據。到2015年更9審，法院才終於拿掉黃春棋以及陳憶隆這兩塊不合法的積木，讓錯誤的監牢垮下，改判徐自強無罪。但是否又有那些沒被判死刑，但是也蒙受相同之冤的人們，沈冤還未昭雪呢？

徐自強案讓我們發現，真相遠在天涯，我們可能永遠找不到它；但是死刑卻近在咫尺，別人的指控能疊起的不只是牢房，更是刑場。

從死刑、無期徒刑到無罪，徐自強走了21年。司法還他清白的餘生，但也把他青春燃燒成灰而被吹散在風中，能否落地化作滋養台灣司法改革的養分，則取決於我們是否願意從中汲取教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