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搶劫的人生——蘇炳坤從冤枉到無罪的三十年長路》

「被告的自白在刑事訴訟程序發展以來，一向被視為證據之王，可是我都說自白是『證據的卒仔』」。——台灣冤獄平反協會前理事長 葉建廷

一九八五至一九八六年，新竹市半年多來發生四起金飾搶劫 / 失竊案，沒有一件抓到兇手，其中包含一間叫「金瑞珍」的銀樓，老闆甚至遭歹徒砍傷。治安出現漏洞，警方自然背負沉重壓力，市民想必也提心吊膽。就在警民殷切盼望曙光出現之際，一間叫「金珍源」的銀樓又遭竊，歹徒為名叫郭中雄的油漆工。也許深感窩囊多時，也許不堪上級的的威嚇，也許求名，也或許本性即潛藏惡魔，警方對郭中雄灌水、敲打、疲勞偵訊，逼得郭中雄不但將另外四起（與他無關的）案子一口氣包下來，還「供出」金瑞珍搶案的共犯為自己的前家具行老闆蘇炳坤。一場荒誕離譜的鬧劇於焉展開，也揭開一個倒楣鬼的悲劇人生的序幕。

▲超級製作人

一樁烏龍的誕生，有時不是無心之過，而乃蓄意所致。警方憑藉自以為的「辦案經驗」，或所謂直覺、第六感等等虛無縹緲的念頭，打一開始就認定郭中雄一人涉了五案，偏偏當中的金瑞珍案歹徒有兩位。為了符合老闆報案時的描述，警察說什麼也要「製造」出該件犯罪的構成要件，而這些全是刑求、辱罵、恐嚇、誘導下的「依提示作答」與「即興發揮」。

◎贓物：警察不知從哪裡「破獲」兩件金飾，寫了收據後要金瑞珍銀樓老闆簽名領回，但老闆當場表示該物非其所有（「我們沒有做那麼粗的項鍊。」），不願領回。這豈為正常失主的反應？

◎凶器：為了找出銀樓老闆被砍傷的凶器，警察闖入蘇炳坤家中翻箱倒櫃。一陣粗暴蠻橫後，警方只找到了一把銅尺，稱其為「武士刀」。顛倒是非，捏造事實，這是何其公然又大膽的謊言？

◎手法：郭中雄（在刑求下）表示，他是從「銀樓後面」的四樓空屋，爬到五樓的銀樓，用鐵剪破窗行竊。但現場勘驗發現，銀樓後面根本沒有空屋，僅有一幢三樓房屋。難道郭中雄深藏不漏，會輕功水上漂？何況實際上分明是銀樓前面的鐵窗遭破壞，與自白明顯兜不攏。

◎兇手：銀樓老闆報案時表示，兩名歹徒體型瘦小，僅一百六十五至一百六十八公分。三個月後，老闆又突然改稱歹徒「一胖一瘦」。難道人的記憶會隔越久越明晰？再說蘇炳坤身高一百七十四公分，據此咬定他為兇手，完全站不住腳。

▲無罪推定原則之死

提出指控要拿出證據，這是再天經地義不過的事，體現在你我的日常生活中。某天一早你被巨大的敲門聲給吵醒，原來是鄰居種的芒果被偷了，怒氣沖沖跑來興師問罪。你一頭霧水，問他怎麼一回事。他卻不解釋，扯著嗓子大喊：「不要再裝蒜了！我有問過，小偷說是你叫他偷來跟你分著吃的，你是主謀。整條街都知道你最愛吃芒果，還想賴掉啊？」你要他提供證據，只換來無限的重複播放：「小偷都已經告訴我了，不要再假了，真不要臉！」你不得不懷疑，鄰居老早就討厭你。你接到孩子學校老師的電話，說你的孩子作弊。想知道原委的你去了一趟學校，得到的答案是：「小明說你兒子跟他是一夥的。」你要求見小明，老師說：「不行，小明已經在校長室接受懲罰，不能讓你見。」你心急如焚問：「那我怎麼知道小明有沒有亂講話？」老師義正嚴詞道：「人家就說有，你還想狡辯？趕快回家收退學通知單吧。」這樣的老師，還適任嗎？你不禁懷疑，老師是否早已看你們家孩子不順眼。如果提出指控不需要明確的證據，這樣人人都無敵了，任何人吵架都可以吵贏，講話都可以不負責任。我們將會活在一個毫無秩序的社會。

日常生活中指控他人都需要證據，檢察官代表與人民形成社會契約的國家起訴嫌犯，更應如此，可惜事情卻不總是這樣。《刑事訴訟法》有如下的規定：「被告『或共犯』之自白，不得作為有罪判決之唯一證據，仍應調查其他必要之證據，以察其是否與事實相符。」這麼理所當然的道理，竟然要等到二○○三年，才藉由法律明文確定。在此之前，有無數靈魂被警察、檢察官、法官「寧可錯殺一百，不可錯放其一」的思維給犧牲掉了，甚至在法律修正後，悲劇依舊持續上演。蘇建和案、江國慶案、鄭性澤案的自白都不具「任意性」（出自其個人自由意志），全是屈打成招，都是違心之論，更不要提有些案子證據不足，也沒獲得被告自白，雙重不及格。這些都還是知名度大的案件，其他不足以引起全國性關注的案件更多。目前台灣冤獄平反協會的網站上可以看到二十八件，有些已成功翻案，有些則連開起再審的機會法官都不願意施捨。至於當事者沒有（或未能）尋求協助的，必定是多到不忍卒睹。我們不禁詫異：原來司法只是一場兒戲啊！

▲問題在哪裡？

當一個弊病過於龐大複雜，我們往往說會說這是「制度面缺陷」或「大環境使然」，可是以冤獄來說，也許事情並沒有想像中那麼抽象，反而用微觀的視角分析即可——個人專業素養才是元兇。司法是一套「系統」，一個部件扣著另一個部件。當人民認為被司法侵犯時，可以藉助該系統內建的「防錯機制」來回應，也就是尋求權利救濟（包含一般的上訴、非常上訴、再審）。準此而論，制度本身沒有太大問題。那麼大環境呢？警察勤務繁多，階級文化又根深蒂固；法官與檢察官案牘勞形，卷宗與證物堆積如山。檢警審三方協力維持社會安定，我們不該對他們寬鬆一點嗎？當然不該。台灣冤獄平反協會前理事長葉建廷說得一針見血：

「你的爸爸媽媽如果是被告，你會怎麼辦？案件量太大，這根本就是藉口，想不想做而已。…（略）…說得粗俗一點，要賺錢就下來當律師。坐在那個位子，就要有那個位子該有的樣子。該寫到晚上一兩點，該怎麼寫就是怎麼寫，難道不是這樣子？」

冤獄的造成絕對是人的「貢獻」大於制度面或環境面。警察也許扛著辦案壓力，但沒有任何壓力可以合理化刑求，也沒有任何官威可以給不當證物提供正當性。檢察官也許有揭發社會病灶的使命感，但對偵查過程有汙點的案件提起訴訟永遠無法令人接受。法官也許身懷包青天大夢，但眾目睽睽之下對疑點重重，尚待釐清的疑雲裝聾作啞，無疑是踐踏人民授予的崇高權力，也不把人民納的稅當一回事。冤案的臉龐，除了有無辜的受害者，還有瀆職的國家代理人們。

這不但是一本讓人義憤填膺的書，也是一本讓人肝腸寸斷的書，好幾回讀不下去，必須先闔上讓情緒釋放。以下是蘇炳坤在獄中時，女兒家書內容的節錄：

「你問我有多想你？從腳趾頭到頭髮都在高唱：我想你。」

「我有千里眼，你心情不好，我可是會看到的。」

「請用力呼吸這個信紙，因為裡面有我的愛心喔！」

「蘇炳坤」不只是一個名字；他是一個人，一個活生生，有血有肉有家庭有尊嚴的人。願台灣永遠不要再有人像他一樣被司法搶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