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王丹教授你好，我是一名大陸的大學生。想請教你一個問題：民主與極權之間是不是必須有一個平衡點？過於民主對社會發展不利是嗎？
答：我認為，首先你要界定「過於民主」的內含到底是什麼？否則我們很難討論所謂「過於民主」對社會的利弊。我們很多人泛泛地批評民主自由，但是有沒有想過，你批評的那些現象，真的是民主自由的問題嗎？還是恰恰相反，是沒有很好地落實民主自由的問題。舉例而言，台灣的立法院中立法委員打群架的事情，最近登上了國際媒體，因而引起很多討論。不少網友認為這是台灣民主發展帶來的問題。事實上，立委打架有個人素質的問題，有不同政黨的問政方式的問題，也有立法院討論議案的內規的問題。這些問題的存在都不是「過度民主」的表現，而恰恰是在立法的層次上，各種民主發展不夠的表現，包括立委個人素質提高的問題。當我們還沒有民主，或者民主還剛剛起步的時候，就急著檢討「過度民主」，我認為是不妥當的，邏輯上也是不通的。
立法委員在國會殿堂打架，是因為「過於民主自由」嗎？
問：您曾在文章和一些演講中說過，您對未來的中國不樂觀也不那麽悲觀，而我今天主要想向您說的，是我最近對中國有非常深的悲觀。我也是公民，是活在這個世紀本該擁有前所未有之自由民主的自由人，因此有些問題，我還是想問：如果我們應該永久的堅持（自己擁有自由的權利），在這種悲觀下，我該怎樣堅持，又該相信什麽？如果您對我們年輕一輩還有期望，您最希望在我們身上看到的又是什麽？
答：我完全理解你對中國現狀的悲觀絕望。但是同時你也要知道，要改變中國目前的狀態，放棄悲觀的心態是我們能做的第一件事。因為，如果我們沉溺在悲觀的情緒中，唯一結果就是放棄，逃避，甚至冷漠。你想想看，中國的狀況已經很令人悲觀了，要是有心改變的人也都是放棄，逃避的態度，那改變豈不是更不可能？所以我經常說，改變國家，當然要從改變我們自己個人做起。這個改變，包括不要悲觀，要在黑暗中尋找光明，一點一滴地做下去。
至於說我希望在90後世代身上看到什麼？我希望看到你們對中國有承擔的意識，有改變的願望。其實能不能做到那是另一回事，但是只要願望和意識能夠建立起來，越來越多的年輕世代願意思考國家和社會的未來，這樣的群體氣氛的形成，就是改變的開始，就是未來的希望。
問：王丹老師您好！之前想您問過很多問題，都榮幸都得到您的回覆了，這次還有一個很大的疑問想問您，那就是：很多人都說西方國家（歐盟，美國等）已經不會關注中國人權問題了，就像德國開始已經給中國輸送汽車技術了。因為中國給他們利益，所以他們就不會關注中國的人權問題了。請問您怎麽看？謝謝！
答：最近這些年，西方國家確實因為經濟利益的問題而放任人權等問題不顧，放鬆了對於中國的人權和民主問題的推動。不過，如果兩國關係主要是建立在利益的基礎上，那意味著今天有利益上的好處，西方國家才對中共採取姑息主義。我們要問的問題時：如果有一天，沒有了這些利益上的好處呢？西方國家還會對中共繼續採取姑息主義嗎？我們也可以再想想，中國用經濟發展的成果在全世界自我推銷，但是中國自身的經濟能夠一直持續發展下去，源源不斷地大灑人民幣嗎？如果答案是否定的，西方國家早晚還是會回到關注中國人權問題的軌道上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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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熊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