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的民主，到底算不算鞏固的民主政體？這也許見仁見智，但至少，按照胡安・J・林茨（Juan J. Linz）和阿爾弗萊德・斯泰潘（Alfred Stepan）在他們合著的《民主轉型與鞏固的問題》一書中訂定的標準，答案是否定的。而否定的理由，值得台灣致力於民主鞏固的年輕世代參考與借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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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為一個寫作者，「王丹隨筆」這個空間，能夠讓我書寫的內容不被媒體的意識形態或流量給綁架，不需為了追求點擊而譁眾取寵，真正深入書寫出更多有價值的內容給每位讀者。除此之外，我希望在這裡不是單純的「我寫你看」，能有更多機會與讀者們互動，接受讀者的要求，批評。（當然，表揚也可以XD）

此次疫情的慘烈擴散，很大程度上是目前中國國家治理機制的缺陷所導致。地方官員瞞報疫情，還只是象徵性的冰山一角。這個體制到底有什麼特別之處？又有什麼優缺點？都可以藉這個機會做一些思考，深化對中國的了解。而對於思考最有幫助的，就是進行橫向的歷史比較研究。 

哈維爾筆下所揭示的捷克這個國家，其政治現實及背後的原因，與今天的中國有太多雷同之處。這當然可悲地證明了，中國的政治文明落後世界多麼遠，但同時也提供給我們機會，預估中國捷克化的程度及可能。

「總加速師」是最近在中國人之間私下流傳的對習近平的新稱呼，這是針對鄧小平被稱為中國改革開放的「總設計師」對比而出的嘲諷性的頭銜。提出「一國兩制」的鄧小平可說是「進化了的」獨裁者，但這一套策略，正如我們看到的，在習近平上台之後，竟然慢慢地被拋棄了。

如果你仔細去觀察的話，會發現經歷了那麼多年的民主轉型，台灣社會的威權陰影還是相當深。在去年總統大選的時候，曾經橫掃一切的「韓流」讓我們再次看到了這樣的陰影，以及陰影的龐大。關鍵的問題是：為什麼會這樣？為什麼民主轉型之後的台灣，還有這麼多人對威權時代如此懷念？

隨著疫情擴散，越來越多的國家表達了要求中國承擔責任的訴求，中國政府的反應，就是發動了「戰狼式」外交。這波「戰狼式」外交有一個罕見的特點，那就是完全拋棄外交語言，大量使用類似「文革」時期的批鬥會上使用的咒罵用語，來攻擊其他國家的政界要人。

現在在美國，討論BLM運動已經成為一種新的政治正確，支持方大聲疾呼，成為主流聲音。但是，另一股被稱為「沉默的大多數」（silent majority）的力量也在醞釀。

各位讀者朋友，尤其是各位付費訂閱的朋友：我要帶著萬分的歉意，跟各位說一聲「感謝，再見」，因為，我在方格子的專欄，到今天，就是最後一期了。

上一篇介紹了一本書：2015年在香港大風出版社出版的《傳說中的何維凌手稿》，提到書中觸及到了中國1989年「六四」鎮壓中的一件秘辛。作者何維凌之所以能夠有資格在當年那驚心動魄的政治局勢中，扮演在共產黨與學生之間的斡旋的角色，主要原因就是，他是中國當時的最高統治者鄧小平的長子鄧樸方的同班同學。

困擾著台灣民主的，除了來自內部的保守勢力之外，台灣的自我定位，或者「國家正常化」問題，才最需要予以重視和進行深入討論。在本書作者看來，這個問題不解決，就談不上民主的鞏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