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文是我在6月8日，香港反送中大遊行之前，發表在香港《信報》的文章，嘗試從一場香港民主派人士與華府中國專家之間的對話，解讀民主派希望美國力阻《逃犯條例》的論述在當前中美局勢下的困境和悖論。
在貼上原文之前，我想補充一些分析，把話說得更白一點：
美國難以強力介入的原因，不僅在於減少介入他國政治的外交趨勢，更在於中美貿易戰之下，美國沒有合適的介入香港問題的籌碼。要論籌碼的「力量政治」（power politics），在冷戰後的外交中逐漸弱化，比如現在在美國和歐洲間的外交就應該不是以「力量政治」為主，但中美之間，尤其現在的角力之下，可以說「力量政治」就絕對的主導。
在貿易戰的僵局下，美國對中國的「中量級籌碼」，如貿易、互訪、國際合作等，急遽減少，只剩下輕量級籌碼， 如聲明、譴責、人權法案，和重量級籌碼，如台灣問題、南海問題、技術出口等。
輕量級籌碼顯然難以扭轉局勢，國會即便通過《香港人權法案》其象徵意義大於實際意義，《條例》中的懲罰性條文，如拒絕參與人權侵害的香港高官赴美，一方面需要總統確定名單來激活，另一方面中國可能並不在乎。至於重量級籌碼，美國恐怕很難在香港身上動用。因為這些籌碼激化中美矛盾，增加軍事衝突的可能性，美國政策屆對這種可能性目前還是避之惟恐不及的。
美國現在用以向中國施壓的說法是，如果《逃犯條例》通過，美國可能會取消香港的獨立關稅區地位，也就是在貿易上將香港和中國等而視之。這可以說是一個中量級籌碼，但這與其說是對中國的懲罰，不如說是對香港的懲罰。取消香港獨立關稅區地位，對中國當然會造成損失，但在貿易戰的損失面前，中國可能已經是債多不愁了。
若要把美國逼得動用重量級籌碼，香港要承受的風險和代價⋯⋯恐怕誰都心裡明白，但都說不出口。
********華府政策圈與香港民主派如何談《逃犯條例》，原文見下***********************
《逃犯條例》的美式困境
文|趙思樂
作為國際都會及前英國領地，香港的抗議一向顯得比其他中文區的抗議更有國際影響力——2003年的23條爭議，美國國務院發聲明明確反對23條立法並要求港府推動民主進程；2014年雨傘運動，黃之鋒登上《時代》雜誌封面；2018年“雙學三子”被判入獄後，美國議員聯合提名三人角逐諾貝爾和平獎。然而，在中美關係惡化、美國國內孤立主義抬頭的雙重背景下，香港抗議的國際影響力能否持續，以及這種影響力能否迫使政策發生實質改變，都越來越成為疑問。日前民主派為阻《逃犯條例》的美國遊說之行，就反映出香港議題今時今日的「美式困境」。
五月上旬，民主黨創黨主席李柱銘率羅冠聰、李卓人等到美國拜會國務卿蓬佩奥、國會議員及華府智庫，冀美方施壓港府與北京，阻止《逃犯條例》通過。蓬佩奧在會見民主派代表團後即發表聲明對《逃犯條例》表示「關切」，但這一聲明的強度遠低與2003年美國國務院對23條立法的反對聲明。
李柱銘一行隨後到華府最重要智庫之一的威爾遜中心，與前駐中國大使、資深東亞專家芮效儉（J. Stapleton Roy）進行公開對話，詳談《逃犯條例》對「一國兩制」及美國利益的損害。筆者在華府就讀外交學院，現在威爾遜中心實習，旁聽及參與過許多與中國相關的此類活動，李柱銘與芮效儉的對話，是其中交鋒最為精彩的。李柱銘多年的法庭辯論與從政經驗，讓他對芮效儉的種種尖銳問題都給出了最能入美國政策圈耳的高分答案，但是，好的答案不一定就能促成理想的結果，芮效儉的連番提問，其實坦率展現出美國對香港問題之「不能為」與「不願爲」。
李柱銘簡要回顧了中英美三方就香港高度自治曾達成的共識及《逃犯條例》帶來的危機後，芮效儉首先拋出的問題是，中美貿易戰對香港的利益造成了怎樣的損害。這個問題顯然並非關注《逃犯條例》本身，而是反映華盛頓政策屆，尤其是「對中接觸派」的論述，即中美交惡是不智政策，導致香港成為犧牲品。李柱銘無意捲入此種論述，轉而強調美國應守護香港的法治與自由，從而促進中國民主化，如是中美之間才有可能建立理想的長期關係。李柱銘的回答，在冷戰結束前，甚至在伊拉克戰爭前，可能是能收穫掌聲的論述，但在美國如今患上「伊戰後遺症」、不願再提推動世界自由民主的情況下，卻難以打動華府政策屆。
芮效儉再次追問中美貿易戰對香港有何影響，李柱銘一面以貿易戰導致恆生指數震盪稍微回應，一面將話題導向《逃犯條例》，稱港府此時推動條例修法會進一步損害香港國際金融中心地位，且中國若能隨意破壞「一國兩制」的國際共識，中美能達成貿易協議也毫無意義。李柱銘這一著轉換話題到己方議程令人叫絕，芮效儉便不再留餘地，直接指出當前國際形勢下美國插手香港議題的核心悖論：華府的「對中接觸派」一直希望通過於與中國互動推動中國轉變，但事實是中國的經濟崛起反而帶來政治保守化，「接觸派」因而失勢而「美中競爭派」漸成主流，美國還如何能相信小小香港的民主自由能推動中國的民主化？李柱銘於是拿出「美國利益」的殺手鐧，力數美國居港公民的人數、美國到港遊客人數，及在港美國企業數，以證明《逃犯條例》威脅美國的經濟利益與公民安全。
李柱銘這一回答之後，芮效儉沒有再追問中美港之間的關係問題，也沒有邀請李柱銘向美國政策屆提出建議，而是轉向次級問題的討論，如港男台灣謀殺案與《逃犯條例》的關係。這種「沒有回應」，其實是危險的。在中美關係惡化、中美交往指向脫鉤的大勢下，美國對中國的貿易、合作等非核心籌碼不斷減少，剩下的重磅籌碼，如高科技產品出口、台灣政策、軍事措施等，為香港動用的可能性非常低。如此背景下，《逃犯條例》一旦通過，美國在港的人員安全與經濟利益受威脅，美國會傾向採取什麼政策是不言而喻的——減少美國在香港的人員與投資，香港可能成為棄子——這一層，美國決策者難與香港人討論。
「自己香港自己救」，聽似陳詞濫調，但在國際政治的殘酷一面下，可能是唯一的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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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知道現在發這篇文章是不合時宜的。香港已經淒風苦雨，衝突蓄勢待發，現在說美國很難介入這種喪氣話有什麼用嗎？可能沒有用，可能甚至是不對的⋯⋯我只能希望說真話是對的。
作者趙思樂為資深中國政治記者，中國社會運動參與者，現就讀喬治城大學外交學院全球政治與安全專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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