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警注：本文含有性暴力、性侵情節，或引發不適，請有相關創傷者謹慎閱讀）
文｜趙思樂（前中國政治記者、《她們的征途》作者、現政治學博士生）
2021年初，在DC，我因要用化名發表一份政策報告，啟用了自己的一部舊蘋果手機作為這位化名作者的媒體聯絡專機。報告發表當天，我外出坐在Uber裡，手裡握著這部舊手機，隨時準備接電話。一股電流突然穿過我的腦海，再刺進我的心，重重一擊：這就是當年「那部」手機吧？我手腳開始麻痹冰涼，胃裏翻江倒海，眩暈一叢一叢⋯⋯這部性侵我的人「送」我的手機，我居然用了六年！？
那是2015年，一個大型政治案件的期間，被捕者們和其家屬都是我當時的好友，我們驚慌失措，同時在巨大的壓力下勉力處理案件，為被捕者聲援，一點一滴的信息都極為關鍵。某位人權律師，在接下案子一陣子後，竟開始性騷擾多名被捕者家屬，抓住各種溝通機會發曖昧訊息，甚至要求家屬拍攝自己特定部位的照片給他，以換取被捕者的最新消息。
這當然是不可容忍的，於是我作為圈子內的一員，提出去找他聊聊，我們在下班時間約在他的辦公室見面。其中一位被捕者家屬（男性），還主動提出自己會在該律師辦公室的附近逗留，如果我有危險，立刻通知他。
我來到那個辦公室，除了他沒有其他人。寒暄幾句之後，我表明來意，他立刻道歉，而且表示絕不再犯。那是晚冬的北京，異常寒冷。我看那位律師似乎態度誠懇，就一邊繼續聊，一邊給等在樓下的家屬發信息說自己安全，請他可以回家了。發完信息後，我又閒聊了一小會改善氣氛，然後站起來準備離開。
沒想到，這位律師按住我正要打開辦公室門的手，然後強行將我雙手手腕握在一起，把我拖到辦公室的沙發上。他一隻手仍然扼住我的雙手手腕，另一隻手開始扒我的褲子，並解開自己的褲子。
絕望。原來一個男人的力氣這個大，我雙手像兩根筷子，毫無反抗之力。我喊叫了，是放開我、不要，還有沒有別的什麼，我不記得，但發現被壓在沙發上的自己原來聲音這麼小，連在並不大的辦公室裡也顯得無力。
他企圖插入，沒有成功。他跟許多性侵者一樣，在極度緊張、還要應付受害者反抗的情況下，無法勃起。在過程中，我是不是掙脫了一次？好像是，我衝向辦公室門口，但又被拖回到沙發上。
他仍然無法勃起。但已經惱羞成恨的施暴者，怎麼可能就放過自己的獵物？他用手指，帶有尖尖的留長了的指甲的手指，一下一下深重地、粗暴地捅入我的體內——性侵從來不是性，是侵犯、是壓制、是暴力⋯⋯
我不記得一切怎麼結束的⋯⋯是他幫我穿好的衣服，還是我自己穿的？我是怎麼回家的？我不記得⋯⋯我記得自己回家後打了電話給一個信任的男性朋友，我一直在哭，在說混亂的話。後來那個男性朋友說，他大概知道律師對我做了什麼不好的事，但聽不懂是發生了強暴。再後來，我當時的戀人來了，我記得我說不出一句完整的話，一次只能發出一些意義不明的聲音，或者幾個字、幾個詞彙。我們找到一個本子，我在上面寫下斷斷續續並不完整的話⋯⋯
然後是記憶的漫長模糊和空白⋯⋯模糊中有這樣一件事，「那部」手機六年之後提醒我它真實地發生了：那位律師說他從京東網購了一份禮物給我，是iPhone 6。
我好像想都沒有想就用了——我需要兩部iPhone，一部「污染機」裝微信並公眾傳播案件信息，iPhone才能有效限制微信的權限和後門，不暴露我的位置；另一部安全機，用來裝加密軟件、協調工作，iPhone才能在萬一被捕時啟動抹除功能⋯⋯我當時在NGO工作，薪水4500人民幣在北京，狠不下心再買一部iPhone，手中的一部也是家人送的。
這個律師知道我需要這部手機，他在事發後幾天內寄給我的⋯⋯說實話我當時根本沒有空間想他是什麼意思，現在看來明顯不過：如果我收了，就說明他「安全」了，我不會報警或揭露他，否則他要麼說我們是約砲、要麼說是交易⋯⋯我無法說清。如果我不收，他再想別的辦法封口⋯⋯
何其陰險？但我當時被各種危機填滿的腦子根本想不了那麼多。六年後在DC的Uber裡，我的腦子好像突然知道自己是安全的，告訴了我這塵封六年的「意味」⋯⋯噁心，翻江倒海⋯⋯但如果當時的我就明確知道這層，我會不會用？
我會。
報警嗎？揭發他嗎？笑話！
我的朋友們的案件正在進行中，辦案單位就是北京公安局，如果報警，豈不是正好讓警方破壞救援？如果揭發此事，也是給了暗中監控的警方接口，對運動和救援團體的分裂和傷害就更不用提了⋯⋯那我被捕的朋友怎麼辦？她們的家屬怎麼辦？
我明確知道自己不可能報警也不可能揭發他，而自己的安全和自由都朝不保夕，為什麼不用？或者這個律師也是算好了這一點，或許我的腦子和記憶為了保護我，讓我跳過了這個折磨的思考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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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來，他好像沒有再騷擾案件的家屬⋯⋯
後來，被捕者獲釋了，大家很高興⋯⋯
後來，不記得是為什麼，被騷擾的家屬在被捕者的支持下指控了這名律師⋯⋯他叫王秋实。
他的名字並不重要，因為自從被揭發，他在人權/民主的圈子裡也不那麼混得開。還跟他合作的，加上我這一單大概也不會有什麼改變。
但重要的是，為什麼在被騷擾的家屬揭發他時我沒有也說出我的遭遇？
因為，我正在考慮說出自己的經歷時，我目睹了一場大型的包庇及對受害者的指責：當時的人權律師群體，不僅沒有支持被捕者家屬，反而普遍指責她們「忘恩負義」⋯⋯仍在極端的受創狀態的我，自然不可能再去承受這樣的砲火。
是民主陣營內部男性的相互包庇，讓曾經的受害者噤聲、持續生活在恐懼和痛楚中，並且不斷地製造下一個受害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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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我的話沒有說完，以下才是重點：
這兩天先是看到了滕彪被揭發性侵未遂的事件，以及許多其他人權律師「原諒」滕彪的呼聲，然後看見了施明磊（政治犯程渊的太太）講述自己在救援程渊過程中遭遇的性騷擾及其他人權律師知道此事後的態度。
我想說：夠了。
我之所以現在要寫出這件事，就是希望看到的人能明白：「顧全大局」的要求，會帶來怎樣的壓迫。
如果說要顧全大局，我顧了⋯⋯我在政治案件過程中對自己被性侵保持沈默，因為我顧全案件、顧全被捕者和家屬、顧全人權律師形象、顧全社會運動及其社群；我用了自己加害者送的手機，因為我顧全自己、夥伴和運動的安全、因為我為公共事務工作而收入微薄（請各位律師注意，我收了手機，這說明我承諾了永遠不說出此事嗎？沒有。這改變了性侵的暴力壓迫性質嗎？沒有）。
夠了。各位民主陣營中的男性，不管你們覺得自己是不是因為「顧全大局」、看在加害者「功大於過」，而寬容加害者、質疑受害者。你們真正在做的，就是維護你們自己在民主陣營中的「特權」——剝削、壓迫、貶低女性的特權。
我們顧過了、扛過了、忍受過了。到頭來，我們的忍耐換來了什麼？一個更好的運動？不，是另一種暴政。
如果中國民主運動需要通過男人壓迫女人來完成，它不值得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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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注：滕彪是主動道歉，但他「笨拙求愛」的說詞也是為自己洗地，是好過王丹、魏京生，但我沒興趣在「糟糕」和「極其可怕」區分出「進步」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