動盪，台灣的防疫“危機”

今年初開始，什麼樣的新聞都比不上新冠病毒的肆虐，每天打開電視，都是疫情的最新報導，從一開始中國武漢封城，日韓、義大利、西班牙確診人數暴增，全世界開始正視病毒的嚴重性，當疫情影響到人民的活動，消費就不活絡了，美國聯準會也預告經濟會進入衰退，因此直接連降四碼，造成股市恐慌，現在甚至連東京奧運都延期，這是從來沒有的事情，這一延期，對已鉅資籌辦的日本來說，經濟情況可說是雪上加霜，全世界都被疫情肆虐，那台灣呢？

如果你夠重視這次的疫情，你會認為這次台灣也正身處這場防疫“危機”之中，但是危機究竟是由危與機所組成，危是代表「危險、困難、害怕」，機是代表「關鍵時刻、機會、機運」，正如尼采所說：「殺不死我的將使我更堅強。」我們用賈德・戴蒙在《動盪》一書中國家在面對危機時能不能生存下來的12個因素來進行分析，來看看台灣到底能不能在這次的危機中找到轉機。

在對危機作出行動之前，必須了解到自己身處危機，你才會去找醫生、找家人朋友幫忙，跟病識感很類似，如果不承認，你就不會求助或做出改變，因此我們的第一步要認知到自己的國家是不是處於危機之中。

比較台灣與其他國家的防疫態度，我認為台灣是相當優秀的，在日韓人數飆升時，台灣人民就對新冠狀病毒嚴陣以待，控管出入境的人口；在英國、法國還在討論只有生病的人才會戴口罩的同時，台灣已經出入公共場合幾乎都要戴口罩、量體溫。看看那排口罩的人龍，我認為國人對國家陷入疫情危機的共識是有的。

承認有危機還不夠，有人常常會說，雖然是我遇到問題，但是是別人的錯。這跟美國一開始的態度相似，川普認為美國陷入了疫情危機，但不斷地說是中國來的，多次在記者會都要重申是中國的武漢病毒。在個人方面，如果承認了危機，那就要承擔個人責任，國家也是一樣，承認危機後不斷怪罪他人對現實沒有幫助，只有承擔了防疫的責任才能繼續往前走。

台灣這次採用漸進式的控管，到現在所有入境的人士都要居家檢疫14天，且非持有台灣護照即無法入境，相當於軟性鎖國的政策，面對龐大的經濟損失，依然執行的防疫政策，是政府對於防疫危機的責任承擔。

在個人的第一次治療中，常使用建立圍籬的方法，辨識並說明要解決的問題，如果病人沒有辦法這樣做，就會認定自己有無法治療的缺陷。在這次疫情中，台灣辨識的首要問題就是防疫，在解藥、疫苗尚未開發出來的時間點，我們能做的就是減緩病毒傳播的速度與範圍。

中國在建立圍籬這點就顯得匪夷所思，中國的疫情防控小組領導組長是國務院總理李克強，副組長是同為政治局常委的王滬寧，王滬寧是誰呢？王滬寧的主要工作是掌管言論、宣傳的，可以說是中國洗腦部總管，其餘七名成員全部都是副國級官員，技術幕僚全部退場，直白的說就像我們的衛福部長陳時中沒有被選入疫情防控小組一樣可笑。中國把圍籬定位在言論控管、網宣，跟我們建立的圍籬有很大的差別。

大部分的人要度過危機通常都會尋求家人、朋友、機構在物質或是情感方面的支持。在《動盪》這本書中，在國家方面最期待盟友幫助的就是1939年小蝦米芬蘭對抗大鯨魚蘇聯侵掠的歷史故事，那時候蘇聯只出動四支軍隊便有50萬人，芬蘭則是頃巢而出，由九個師組成，全部也只有12萬人，再加上蘇聯現代化武器裝備，芬蘭要擊潰蘇聯的機率幾乎是零。

因此，芬蘭非常期待鄰國的幫助，那時約有一萬兩千名國外志願軍，不過到戰爭結束時他們都還在瑞典訓練，芬蘭能指望的只有瑞典、德國、英國、法國和美國。瑞典雖然有共同歷史文化卻害怕捲入與蘇聯的戰爭，而德國希特勒不願違反《莫洛托夫-里賓特洛甫條約》也不願出兵。美國則因為距離遙遠，加上羅斯福總統孤立政策，受到束縛。

到頭來，芬蘭還是只能靠自己，是西方放棄了芬蘭，所以之後芬蘭人制定了巴錫基維・凱科寧路線。兩位總統眼中，現實是芬蘭只是嬴弱小國，不可能得到西方盟友的幫助，他必須時時刻刻記掛蘇聯的態度，以贏得蘇聯信任，想要做到這一點，就必須犧牲一些經濟上的獨立與言論自由，而這些是沒有外侮威脅的民主強權認為不可被剝奪的權利。

在當時的芬蘭，大家都怕蘇聯，回到現代的台灣，美國、英國、法國等歐美列強現在都害怕COVID-19，而且自己的醫療物資都短缺，誰還有能力幫助其他國家呢？所以由其他國家獲得支援這一點，是比較難的。

雖然現在還沒有完全解決的方案，但是各國面對的問題是相似的，因此如果韓國、新加坡的疫情透過廣泛的測試密切接觸者與隱形患者可以有效控制感染人數，那我們當然可以以其他國家的政策做為範本。

個人來說稱為「自我強度」，就是有目標、不需要依賴他人的認可，就可以自豪的活下去。COVID-19因為源於武漢，所以被暱稱為“武漢肺炎”，結果中國人就覺得不得了了，民族自尊心受到了傷害，要全世界向他道歉，但是這對疫情的控管完全沒有幫助，並不會因為它叫新冠肺炎或是武漢肺炎，就對疫情有影響，在面對危機時，一個國家是否能不管他人的眼光找到安身立命之地，才是最重要的。

數據是重要的一項資產，每天增減的案例如果不能準確反映真實的情況就不知道政策是否有效，台灣每天都會招開記者會公布最新確診人數，及確診來源，如果不知道就說不知道，大家反而比較安心，畢竟就會更注意衛生習慣，所以國家誠實是很重要的。

而北韓為了實現零感染，據說已把三名感染者抓去槍斃，展現防疫決心，則是誠實過了頭。中國的官僚文化，容易把數據美化，每往上報一層，數據就美化一分，下面的人會去猜想領導到底想要看到什麼數據，再行修改，如果太真實就退回重辦，修改到覺得領導看到會開心再往上送，這是一個沒有人敢說真話的體制。

中國有13億人口，但是根據3月12日情況，新冠肺炎新增確診病例只有8例，再創疫情通報以來新低。新增死亡病例7例，也是最低。這個數據我相信是層層美化的結果，在全球疫情肆虐的情況，一個13億人口的國家，一天新增確診只有個位數，我實在是相信不了。

2003年經歷SARS肆虐，現在看來似乎是非常寶貴的經驗，人民沒有SARS時那麼恐慌，就算在宣布軟性鎖國時，瘋搶物資情形也沒有持續特別久，大部分人只是看到別人在買就想說自己也買一點，是從眾效應在影響，並非來自於自己內心深處的恐懼。

所以在面對這次危機，很多人會開始回想2003年那時候是怎麼做的，又是怎麼撐過來的，防疫小組在制定政策時也會參考過去經驗，不至於屢屢試錯，我想過去的經驗發揮了很大的效果。

另一個要考慮的因素是在初次嘗試改變時，容忍不確定、模糊或失敗的能力。就像我們不可能一次就把新增感染人數降低至零，現在有居家檢疫、居家隔離、未持有本國籍護照不得入境及搭乘公共交通運輸工具一定要戴口罩等等，這些做法都是希望能有效降低散播速度，但是每項改變不一定都有效，不一定能成功防止散播，我們只能盡人事，把該做的做好，把不確定性降低。

個人的僵化與個人的彈性，這是滲透個人性格的特徵。英國一開始採取佛系防疫政策，以拖延為主，首相強生（Boris Johnson）一句：「Many more families will lose their loved ones.」（更多更多的家庭，得做好失去摯愛的準備），讓大家傻爆眼。

結果連首相強生自己都感染，造成信心重創。因此開始改變，宣布停課，緊跟著強制關閉酒吧、咖啡廳，減少地鐵班次；正式宣布未來3週非必要不得出門、不准3人以上集會，違規將開罰。

從拖延到強制，英國可以說在這次防疫政策上彈性最佳的典範。

由於各國在地理、財政和軍事等力量不同，在選擇上有不同的限制。例如上述所提到的北韓如果有發現確診者就直接抓去槍斃，這是在民主國家不會發生的事，因此各個國家在政策選擇上會有先天的限制，北韓的防疫小組可能會故意降低診斷率，以免被槍斃的人比因肺炎而死的人還來得多也不一定。

而非洲有些國家在基礎民生物資都不齊全的情況下還要防疫更是難上加難，例如埃及的檢測所，設備簡陋，也沒有全部人都戴口罩，會增高感染風險。因此，國家的經濟、政治等因素會影響防疫成效。

我們可以從歷史學到什麼？這是一個很廣泛的問題，可能什麼都學不到，因為影響歷史的因素太多，光是為什麼工業革命是在英國發生，不是在德國、法國、中國、印度？這個問題就幾乎討論不完，而且不像物理、化學有一個清楚明確的答案，有太多不受控制的變數與不可預見變化的結果。

但是，儘管如此複雜，歷史還是值得我們借鏡，就跟人性一樣，人也很複雜的生物，但是看到大家在搶購物資，你也會想買一點，“從眾效應”就像刻在我們基因上的模式，這點是不會改變的。各國區域、背景雖然不同，但是過去歷史提供的是一個新的視角，用這個視角就能得出比較高級的思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