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常我們將對社會發生重大影響的事件稱為灰犀牛或黑天鵝。灰犀牛是指顯而易見但卻被視而不見的危機，最後造成重大影響，例如數年前台灣發生的雙卡風暴。黑天鵝是指意料之外，無法預測的突發事件，例如911恐攻。總之不論是灰犀牛或黑天鵝，只要發生通常對社會都有重大衝擊。
今年五月中，疫情在北台灣爆發，疫苗的缺乏加上軟性封城，台灣遭受了一定的經濟和人命的損失，這算黑天鵝或灰犀牛？我想兩者都有吧!
去年底就有專家呼籲防疫政策須作調整，因為台灣防疫是以邊境控管為主，只要國內沒疫情，邊境控管得當，理論上就不會發生傳播。但這也帶來兩個問題 :1.邊境控管能防堵多久？
如果出現傳播力更強的病毒，而漏網之魚從邊境流入，大家缺乏抗體，我們就成了最佳病毒培養皿。
2.各國邊境鬆綁
各國開始大規模接種疫苗，伴隨群體免疫，國際就會開始恢復交流，沒有抗體的我們，就會陷入開放或封鎖的窘境。
這兩點又牽涉到一個根本問題，就是疫苗政策。
台灣疫苗採國際採購與國產疫苗同步進行，但採購直到去年8、9月才啟動談判，照正常的進度應該今年下半年才會有較多的疫苗。這段期間防疫的保證就是建立在有效邊境控管上，但變種病毒的出現，打亂了台灣的防疫佈局。
先不論3+11是否真為防疫破口，但事後從富諾特及萬華群聚似乎找不到關聯來看，病毒應該早已在社區中傳播。隱匿性更高、傳染力更強的變異病毒，已繞過邊境管制悄悄進入台灣。
平心而論，之前台灣去年防疫政策並無太大疏失，只要一切順利，“假設“我們能一直平穩維持到今年底。那時疫苗技術成熟加上疫苗量充足，經由大規模接種，台灣是可以完美渡過這次的危機。但這個美好結果是建立在"只要一切順利"這個假設前題之下。那如果這個“假設“有變呢？
心理學家厄文.詹尼斯在1972年提出“團體迷思”，就是指當團體內部意見同質化過高時，不同思考角度或是質疑的聲音往往無法彰顯，最後可能導致團隊決策出現盲點，或是決策錯誤。
其實在去年台灣疫情非常樂觀時，就有學者呼籲政府要積極採購疫苗，為後疫情時代各國恢復交流所需的群體免疫做準備。但在當時時空環境下，大家是很難想到台灣會有大量傳染的情況，沒有大規模接種的需求，自然政府就把政策訂在：少量採購、邊境控管、扶植國產疫苗。今年一月前疾管局長張鴻仁在蘋果日報的投書，就是支持這種做法。
也許這種做看現在看起來荒謬，但平心而論以當時的情況來看，如果當時過於超前佈署，是否又會被指責為浪費國家資源？做或不做？何時該做？永遠是每個決策者最大的難題。
以色列的“魔鬼代言人”制度似乎是我們可以借鏡的方法， 1967年第三次以阿戰爭，以色列僅花六天就打垮阿拉伯聯軍，那時以色列軍隊志得意滿，有信心擊潰任何敵軍。但1973年第四次以阿戰爭就踢到大鐵板。因為過度自信，認為阿拉伯聯軍的防空武力已被摧毀，所以不相信埃及、敘利亞準備進攻的情報會真正發生，而埃及又藉不斷放出軍隊問題的假情報及常態性軍演來疲乏以色列警覺心。結果1973年贖罪日，埃及、敘利亞一南一北發動奇襲，雖然最後以色列勉強擋下攻勢，但卻招致軍民重大的傷亡。
之後以色列軍方痛定思痛，為免再次危機發生在眼前而不自知，成立了一個機構叫”Red Team”來協助決策。這機構又被稱作"第十人"，所謂"第十人"，並非指有一個十個人的機構，而是種比喻。就是針對某個決策，當前面九人都一致同意某個觀點時，第十人就要有義務要對該觀點提出質疑，不管這個異議看起來多不合理。特別是針對可能的威脅，當大部份人覺得情勢樂觀時，就要有人跳出來指出潛在的危險。
這和台灣防疫情況類似，一開始迅速阻疫情從境外輸入，加上仔細的疫調、匡列、隔離，有效阻絕病毒傳播。在世界因爲疫情社會遭受重創時，台灣幾乎毫無影響，那時台灣被紐約時報形容為平行時空。但或許對疫管具有自信，所以防疫政策繼續維持平穩，未對可能的危機提早制定因應。如果在當時樂觀的氛圍下，政府內部有人願意成為“第十人”潑自己冷水，或許台灣可以不用有後面的人命及經濟的損失。
這次的疫情，就算納入後來的亂象，台灣防疫的表現至少還可以算是中上。但在政府、人民優秀素質展現的背後，還是可以看到因為集體過於自信及樂觀，導致防疫政策產生盲點，看不到可能的發生危機。面對未來台灣重要的議題，如供電、環保、兩岸關係，我們是否預想過最壞的狀況會發生？如果發生了要如何因應？那個時候我們危機的"疫苗"會在哪裡？這些都要靠我們勇敢的正視及面對。只有當我們都克服了這些考驗，證明自己的優秀，我們才能堂堂正正在國際對世界發聲：Taiwan Can Help！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