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這場瘟疫中，台灣經常被拿來與中國對照，無關統獨，而是在歐美政府表現拙劣與中國大外宣影響下，西方政府需要一個民主國家防疫的典範，以對抗極權國家無所不能的幻象。
反省狹隘的左右之爭
台灣的經驗說明民主國家依舊可以有卓越的國家能力，更重要的是，在傳統的市場與國家之外，說明社區和共識／信任的重要性。
其實在經歷長久以來新自由主義或是左右派之爭後，無論是在美國或台灣的新書市場中，都可以見到，最優秀的學者們開始反省傳統狹隘的左右之爭，認為這種「市場vs國家」的框架，已經在道德與治理上產生嚴重的負面後果，所以從諾貝爾獎得主到各大家，不約而同紛紛提出社區與道德的重要性，除去下個月聯經即將出版的新書之外，最近天下出版Raghuram Rajan的《第三支柱》便是其中的佼佼者。
除了美國過度市場化的醫療體系以及社區問題之外，另一個經常用來比較的是共識。當美台兩地媒體興沖沖地每天追蹤美國總統與州長鬥嘴、或是柯文哲不時譏諷陳時中，加拿大經常被拿來對比美國，即使加國被批評為最具民粹色彩的安大略省省長Ford，在防疫上也與聯邦不同政黨的總理在大方向上一致；縱使總理與省長在防疫上都犯了不少過錯，但是分權制度下的共識，卻能減少疫情的損害程度，相當具體而微地顯示出制度與文化相互加成的重要性。面對危機，如何發揮韌性與彈性？
制度的運作不僅關乎效率，也關乎韌性與彈性。不僅台灣有「防疫如作戰」的說法，歐美等國在面對重大危機時，同樣用大量的軍事術語描繪，不僅本次川普如此，上一次全球金融風暴時也是如此，負責處理金融危機的官員經常脫口而出軍事用語：最大力量、包威爾信條、震懾戰術、大型火箭筒⋯⋯，如同Adam Tooze在《崩盤》所說，這些術語的使用乃是政治性的，影響了美歐之間的「跨大西洋文化戰爭」，成為政府官員理解與敘事的框架。
問題在於，這些軍事術語的使用，並不意味著國家體制真正能夠在危機時轉變為戰時體制。
最近跨大西洋兩岸的法院（德國與美國），紛紛裁決國家政府封城隔離以限制人民自由，恐有違法之嫌。事實上美國政府別說一旦疫苗完成，能不能夠強制人民接種疫苗，如果沒有州長的支持，聯邦連是否能夠合法強迫人民檢測都有疑問。台灣也有是否防疫條例給予陳時中過大權限的爭議。
據媒體報導，當初SARS發生之際，台灣孤立無援，副總統陳建仁從美國CDC引進的制度，成為今日防疫成功的重要關鍵之一，但是這套制度必需在更大的體制下才能發揮最大功用。從次貸危機到武漢肺炎，如何在危機時能夠發揮不同民主制度的韌性與彈性，仍然是一個懸而未決的問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