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鍵詞：替聲

　　大學時在中文系就讀，那個我還未曾寫作，初初遇見電影文學系列的課程，逐漸意識到創作這件事情頗為有趣，迷上黑澤明，看了些紀錄片，尋找電影中的配樂，聽獨立音樂變成另一項興趣，在網路上書寫文字結識些怪人，在不同的藝術媒介中尋找到憤怒的根源。同儕買專輯、遊戲，我則買書，畢業時寄了兩、三箱書回家，揹上火車或站或坐時閱讀的大多是詩，火車成為我最常搭乘的公共交通工具，長時間用手機寫詩是常態，即使讀研究所習慣也未曾中斷。

　　家人說不得不買書櫃，我想像自己是一名掘墓人，收集文明精實的遺物。

　　「回望」對於二十六歲的人來說似乎尚早，但以寫作的人來說，二十六歲的我認識文學的時間還不算長，而我和各位讀者的人生無關，我們之間的連結可能與正被閱讀著的文字都不是。

　　無論是否曾經歷文學獎投稿，在詩社鬼混，參辦文藝營、詩展、刊物，或者一名編輯、論壇版主，簡歷中或許填上：曾在書店工作，我時常將自己從某些身分抽離出來看待，疑惑這些的生活是否就接近「文學」？接觸詩刊發表，作為一名初淺的寫作者，或者「正在成為」所謂作家的路上，都遠比最初想像的還要複雜不易與模糊，有太多之於他人的時候，並非靜靜坐下寫字這麼簡單，自我懷疑與不肯定感經常從腦中湧出，而時間讓人學會等待與摩娑，後來我證明自己曾經年輕，不再輕易的投稿自己的創作。

　　獲得滋潤最多的必然是閱讀，有段時間我開始關注自己的家族，在原住民文學中得到不少感觸，認識了利格拉樂．阿女烏老師那些前上個世代的原住民作家如何觀察自族的困境與生活，甚於他族，而並非只是將心思投注在文字，文學是他們認識世界的「敲門磚」，也是打開闡述空間的鑰匙，更是作為一個人如何表達自身存在的方式，有時就像在看一部紀錄電影。我不禁自問文學如何與這個「社會」對話，文學是有用的？或者更深沉的問題是──文學對於這島上的民族是否有用？縈繞的思緒一直伴隨著，我陷入思索迴圈，我反省寫作不能只是關注與同齡相同的事物，同時也感受到自身與上個世代的眼界及生活背景各方面距離多麼遙遠卻又相似。

　　也因如此，近年深感厭世是一種遺傳與累積，在許多亡國感環伺下，許多議題爆發與埋沒，只能盡力分享與支持，從女性、同志文學看見父權與政治的黑暗，從移工處境看見原住民的悲傷與努力，甚者，從香港的處境，看見台灣的可能與末路，文學作為一種梳理或許不是最好的，對於我這種剝奪感嚴重的人而言尚能慰藉。寫稿時，我想起〈文化人〉這首曾刊登在《衛生紙詩刊＋》的詩：「對你已生親密，就是我對自己仇敵。」當時我為自己只會使用「中文」書寫而感到自我厭惡，對自己的不會說母語而自卑，但我確時常也因為身分而能夠有力量寫作下去，綜觀台灣史上的台灣人，一部分人始終在逃避殖民史實，一部分仍被殖民，另一部分繼承加害者的位置，無可避免的事實也在文學中顯現。

　　閱讀吳明益《苦雨之地》時，我所感受到的文學不是「寫下的」，意識經過拔出的過程多是在不自由的環境中誕生，而我們用多少心思淬煉成文字。寫稿前，我在颱風夜時窩縮在宿舍床上觀看《馬奎斯如何成為馬奎斯》，片中一位文學家說道：「……所有文學作品都基於對現狀的某種不滿，對於生命、經驗、世界現況等……。」即便我尚未閱讀馬奎斯任何一部作品，也理解當中的普世性，「我們讀詩寫詩，因為我們是人類的一員。」──《春風化雨》這簡單而真切的敘述，在這裡作為註腳恰到好處，即便人類必須面對自身龐大的醜惡。

　　若說寫作是以顯露作為一種技藝，靈感因生活而來，也因為遇見靈感而感到活著，就像電影《派特森》那位公車司機主角以筆記下生活中遇見的各種執著與迷惑，那些詩作像一位攝影師攫取時光的瞬間。就以這方面來說，創作是種遺留時空的藝術，不斷印證邁向死亡，猶如野狗在電線桿或是樹幹上撒尿。我中意的文學並非只忠於華美夢幻或莊嚴的迷思，若奉文學為圭臬卻死在神龕上，未曾面臨疾苦喜樂，便和一個失敗苟延著聖名欺世的宗教沒有太大的差別，文學本身沒有多麼偉大，如果人世皆歿，文學也將不復存在。……每當我回溯死去的親人，便思慮起失敗的親族關係，我想寫下卻也逃避著遺憾充滿。

　　時常感覺文學有一定的隔離感，實例是我的親友多數不太常接觸文學或者閱讀，難以知曉我內心某些潛藏的秘密，這也是其實文學對我而言並沒有非寫不可的原因，卻是我最習以為常的表達自我的方式，若某日真正能以寫作維身，或許會有不同的人生體會，即使今日決定不再書寫，仍有人正在寫作，一切都是公平的，一切都是過程。曾經慶幸因寫作而經歷不少人情世故，藉由這些歷練檢視自己，再多的不成熟也會有些體會，寫作關乎個人的內化，累積觀看人世的經驗，駑鈍中或許也能慢慢琢磨出些許敏銳。

　　讀書相較於寫作來說是趨於悠緩的精神運動，某段時間，我卻因為心理病症無法長時間閱讀，在閱讀時深感寧靜的狀態恍若未曾發生，我感到困擾與憤怒不能專注於自己，甚至感覺離死亡很近，從在家休學到嘗試面對生活，接案專心寫採訪稿，強迫自己向外走或接受幫助，對於自己的寫作則不要求太多，才慢慢好轉。我將文字作為保護傘或是武器，隱藏與顯現不同的自我，比起說話來得更能表達，文學書寫我的時候也同時運轉著他人的故事，如果我的文字不只是能保護自己，也能試著替他人發聲，我深感萬幸。

　　當電視轉播著今年2019年的金曲獎時，我聽見Ｌｅｏ王說道：「身為創作者，能夠想寫什麼就寫什麼，自由的表達是最重要最重要的一件事。」然而這對於創作是否是最好的時代？或許寫作是自由的象徵，一種最純然的反抗與迴盪，這種自由在任何時代都是無可避免的。「宇宙總是在對的時間點，將我們引導到對的地方。」即使是錯的，也未曾想過能因為文學而在此時談些芝麻瑣事，一如我們正面對這個危險的時代，任何的決定都影響著世界，我相信每次書寫都是在決定自己未來的樣子。

嚴毅昇

1993年生，都市原住民。大學時開始追尋詩，研究所時期擔任絆詩社顧問。

關注社會與家族血脈中文化認知的單薄。現為替代役青年。

臉書專頁：狼尾草Cidal。Cidal，──阿美族語，太陽之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