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啊,現在最想要的,是俊寶的血。我好想把俊寶的血倒在杯子裡大口大口喝。」
剛才那些閒話又在俊介耳邊響起,他反而覺得自己體內丹波屋的血簡直清淡如水,索然無味。
2015年坂田以成名角色「阿初」完成第1400場演出,獲贈花束。(共同社)
若說到喜久雄與俊介兩人命運的第一個分叉口,想必是第二代花井半二郎因車禍宣布將由部屋子而非親身兒子代演阿初一角的《曾根崎心中》——這齣與初代坂田藤十郎同時代的戰後關西歌舞伎代表劇碼。而就在幾天前-11月12日,
第四代坂田藤十郎、同時也是被日本官方認定為「人間國寶」的歌舞伎演員於東京逝世,享年88歲。藤十郎飾演「阿初」一角共1400次,曾於訪談時說過「阿初」這個角色改變了他的歌舞伎人生。吉田修一曾於《朝日新聞》中提到,為了研究歌舞伎,他請教了第四代中村鴈治郎,並曾不分寒暑進出劇場長達兩年。也就是說,《國寶》這部巨作之所以能夠誕生,是拜鴈治郎先生之賜,而鴈治郎就是甫才逝世的「人間國寶」第四代坂田藤十郎的長子。
我只是一棵樹。所以只要有人瞧不起一棵樹,我就很懊惱。可是,如果我是一座山,一棵樹被瞧不起也不會放在心上。像我,即使承襲了第三代,也仍只是一棵樹。可是,像俊寶那樣,生來就背負著丹波屋的名號,他畢竟是一座山。
日本歌舞伎獨特的世襲制度,是喜久雄與俊介兩人的宿命,一個盼望著若自己體內流的是丹波屋的血脈就好了,而身為丹波屋之後的另一個卻眼睜睜地看著親生父親將名號傳給他人。
《國寶》中譯版的書腰「一場『天才』與『地才』的宿命對決」,是責任編輯詹修蘋靈機一動所想出的標語,當初擔心歌舞伎這個題材對台灣讀者而言太過陌生,加上追求藝道是一個門檻相對高的主題,想到若將《國寶》譬喻為「日本蔡依林的故事」,似乎容易理解許多( 註1)。對於這個書腰雖有讀者抱持批評的立場,天才與地才或許的確是太粗暴的劃分,但這樣一問也不禁令人思考,喜久雄與俊介,一個擁有天賦、一個擁有血脈,論到底,誰才有資格站上「天才」的位置呢?
我想,即便是閱讀完全本的讀者也無法輕易定論,《國寶》更不是個企圖探討世襲制度的故事。《國寶》寫歌舞伎,寫藝術,寫演員,寫人生。以喜久雄的背景——黑道血戰開場,大雪紛飛的戰後長崎,父親權五郎的鮮血染紅了寂靜的雪夜,也揭開了日本第一女形,第三代花井半二郎的傳奇一生。然而,一個歌舞伎演員其實包含了他的一家人,所謂的梨園,這個非生即死的世界,以舞台上那位演員為目光焦點,身邊的所有人從母親、妻子、兒女、乃至身邊一個個跟班、幫傭,皆帶著各自的任務,不團結便無法生存。我們看見《國寶》裡數十名角色,每個角色卻都如此鮮明,也因為各司其職的角色們,讀者看見的不只是喜久雄與俊介這兩名背景截然不同卻同時走上歌舞伎道路的偉大演員追求藝術之路,而是他們自十幾代開始,歷經青春無畏、化蛹蟄伏、綻放凋零、再度盛開、櫻吹若雪的生命故事。
於是,即使我們不諳歌舞伎,我們從吉田修一的文字中彷彿看得見華麗的舞台場景;在花井半二郎訓練年少的喜久雄與俊介時,彷彿看見畫在身上的書法印記真的深深烙印在他倆的骨頭裡;從奈落進入花道,彷彿親眼目睹演員上台前那一瞬間轉換的姿態與眼神;而即使身在炎熱的南國,也似乎聽得見歌舞伎座窗外櫻飄雪舞的肅靜。
所謂的女形並不是男人去模仿女人,而是男人先化為女人,再連那個女人之態也褪去後所留下來的形。
吉田修一寫女形的境界,寫的不單單只是舉手投足的身形之美,而是「空」;他寫喜久雄與生俱來的俊美長相,不只是化身女形的嫵媚窈窕,而用「演出結束後被扔進昏暗倉庫角落時還是同樣漂亮的那張臉,在這個什麼事都能一笑置之的時代,就更加悲慘了」這樣一針見血的殘忍形容,讓人不知該對這位不知假笑、不懂變通,不能說是人見人愛、卻超越歌舞伎超越了「藝」的巨星演員感到崇拜還是悲哀。
父親權五郎、師父半二郎、一生的宿敵與同伴俊介的人生一幕幕落下,喜久雄始終繼續踏在歌舞伎的花道上,他願為歌舞伎與惡魔交易,他願為僅僅一名的觀眾表演,他是一棵樹,一棵深山裡唯一挺拔的孤傲大樹。他是只為演出而活的人。
最後,立花喜久雄——第三代花井半二郎,從舞台緩緩走向觀眾席通道上,他的步伐沒有迷惘。
那一刻,不是演員走下舞台,而是直至前一刻,舞台隨著演員的腳步一步步向外擴展。
吉田修一說《國寶》是他賭上作家生涯之作,他奉上了他的作家生涯,寫下一個為歌舞伎而活、為歌舞伎而死的演員的一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