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定可靠的中國政策：談判實踐中的洞察 | NZZ | 2021.01.25

(Für eine glaubwürdige China-Politik)

來賓評論 | Jérôme Racine

數個月以來，西方一直在討論，如何在政治上和經濟上相對於中華人民共和國定位自己。從談判的實踐可得出，能夠作為可靠中國政策基礎的方法。

在爭端中，每個參與方都有選擇權：他們可以協商或自主採取行動。自主行動有兩種變體。一方面，在談判前和進行中（「在桌旁」），任何一方都可以發起行動（「在桌旁」），而無需與另一方進行磋商，以便對談判產生有利影響，例如，組成聯盟或開始遊說活動。另一方面，某一方可能會得出結論，自己有替代行動方案，比共識方案更具吸引力。如此一來，他們拒絕或中止談判就有意義。

這些聲明對可靠的中國政策意味著什麼？

首先舉個不好的例子。1993年，比爾·柯林頓（Bill Clinton）總統試圖向中華人民共和國施加壓力。如果中國想繼續從所謂的「最惠國待遇」條款中受益，該國必須減少政治壓迫。他大膽宣布：「從今天開始，美國將對中國政策發表自己的聲音。”」結果，中國政府威脅要終止AT＆T之一項建設中國電信網路的數十億美元計畫的協議（請注意，與華為在反向情況的相似之處）。一年後，比爾·柯林頓不得不屈服。

一個反例是，在幾乎同時的1990年代中期，當時的美國副貿易代表Charlene Barshefsky正在談判知識財產權。中華人民共和國之前已經改進了這方面的立法，但沒有相關的執行規定。因此，美國希望這些執行規定能被確保遵守。Barshefsky巧妙地將談判與其行動結合在一起。

她在國內組成了廣泛的聯盟，因此獲得強有力的支持。充分利用了中華人民共和國熱衷於加入世界貿易組織（WTO）的事實。她和她的團隊確認出了最大的盜版罪犯，幾乎所有盜版罪犯都住在同一省。他們發現該省哪些出口產品受到制裁的影響最大。儘管他們對北京感到不滿，但他們還是在北京進行了接觸，以說服有影響力的當地相關人士知識財產權的重要性。談判停頓後，針對貿易的制裁開始實施。

最後，達成了協議。中國法律的實施取得了長足的進步：有70家中國公司因盜版而被政府關閉，盜版出口幾乎減少為零。從這兩個例子中可以得出一個教訓：與談判主題沒有直接關係的制裁幾乎是沒有道理的，它們不起作用或容易受挫。

正如對川普總統下的美國貿易政策的審慎反應，以及與歐盟締結投資和自由貿易協定所顯示的那樣，中華人民共和國仍然有興趣以多種方式與西方進行談判。但在其他情況下，它會毫不猶豫地自主行動並創造既成事實。西方接著出現了以下問題：我們如何利用合法手段破壞中國替代行動方式的吸引力？最緊迫的問題是與台灣有關的。迄今為止，中華人民共和國尚未成功地就兩國的統一之路進行談判。因此，它提高武力吞併台灣的壓力及更加明顯的威脅。

當談到鬥爭時（這就是破壞對方的替代行動路線的原因），理性告訴我們，必須果決而逐步地採取行動。中華人民共和國已經朝著自主「行動」方向發展很遠了。因此，以國際海洋法為基礎，美國海軍繼續在南海進行的航行自由極為重要。此外，西方應與其他民主國家結成明顯的聯盟，並應慢慢地但肯定地將台灣視為準國家。

如果中華人民共和國決定以武力征服台灣，以美國為首的自由國家聯盟必須在東海和南海提供軍事能力，在最糟的情況下，要進行干預以支持島嶼民主。不這樣做的話，將永久破壞西方中國政策的信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