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從「劍橋下午茶事件」後，統計無疑滲入了許多自然與科學學科的探索，雖然協助了許多科學人探勘知識的新領域，但也因為其本身的「曖昧」性，讓許多研究發現者無法確定自己到底發現了什麼。（相關文章：值得觀察下去）
(圖片來源： Pinterest)
（圖片來自：商殃為何被五馬分屍）
車裂之刑
現代國家強調以法治國的觀念，最早應該是溯自「羅馬帝國」時代，然後在拿破崙頒布了「拿破崙法典」後，後來在歷史洪流中加入革命行列的國家，再以其為原型，寫出自己國家的版本。
拿破崙法典雖是拿破崙以獨裁者的身份，邀請聯合委員共同制定的，但是文字簡名、系統完整，重在回應實際的生活要求，而不是創造虛幻的生活概念。也許是因為如此，所以當拿破崙在聖赫倫那島去世時，他曾自我評價：「我一生的光榮不在戰場之上，而在我的民法典。我將因其而永存不朽。」可見其對其民法典的信心之高。另一方面，著名法國小說家司湯達就曾寫信給巴爾扎克：「為了調整文章的風格，我每天早上都會讀一段民法典。」也算是當代法國人對拿破崙法典的高度評價。
其實，拿破崙對現代國家治理的重大貢獻，並不僅僅在法典的編纂之上，曾經在軍校中對彈道學下過苦功的他，也對機率與統計學很有興劇，也因此讓他治下的法國宮廷湧現大批「統計官僚」。
不過，這樣的他，最後還是沒能完成法國人統一歐洲的帝國夢，可見（當時的）統計學沒能幫助法國人掌握軍事情勢，以致帝國夢碎。
統計，和法律一樣，在國家治理上有其功能，但不是魔法，更非戰場取勝的必然保證。
但是，這並不是說，統計應該被阻擋在法律會偵查之外。只要善加利用，還是有助於釐清案情。
以三一九槍擊案為例 ，統計人的假設和決斷思維其實就可以幫上一點忙，指出相關偵查單位的盲點。
比如說，李昌鈺先生用雷射槍做的彈道比對工作，因為現場已經遭遇破壞，而彈道比對又是對干擾因素非常敏感的技術，所以用這來確立嫌犯行凶時射擊的位子，確實證據力不足，難以服人。（而且，對這種推論最不服的就是像拿破崙這樣對彈道學有研究的人。）
倒是李昌鈺先生在三一九槍擊案十週年後，曾經針對當時車輛彈孔判斷「當時車輛玻璃彈孔判斷「槍手要射的人並不是站在前面的那個人，而是後面那個人」。李昌鈺甚至還再度確認表示「槍案的第一顆子彈是45度的角度，從左向右斜著進入，彈道是非常明確朝向呂秀蓮」。（資料來源：三一九槍擊十週年）
所以，問題來了，「如果彈道是明確朝向呂副總統的話」，那麼當時尋求連任的陳水扁總統的肚子上的傷是怎麼來的？ （下圖圖片來源：太陽報）
陳水扁總統的槍傷
李昌鈺先生強調科學辦案，所以不願去揣測犯罪者的動機，這樣的態度基本上是自由世界尊重（犯人）人權的態度，並無可議，不過，這樣做其實也難免錯失一種可能 ——「那就是三一九槍擊案，是陳水扁先生自導自演的可能」，而不考慮這點，就難以真正的杜悠悠之口、忿忿之心。
關於這點，統計人其實可以利用「虛無假設」的觀念幫點忙。
這觀念就是「假設」陳水扁總統的傷真的是偽造的，然後想法破解這樣的傷口是如何偽造出來的。（請物理系或醫學系的人來臆測揣想的話，這種「偽造傷口」的技術其實應該不少。）
如果有人能因此偽造出和「三一九槍擊案」一模一樣的傷口，那麼台灣民眾（不論意識形態）必須要面對「三一九槍擊案是自導自演」的這種主張的可能性就不會是 0 。以三一九槍擊案所有的證據，即使檢方有找到一名溺水而死的嫌疑犯，應該也不能算是真正破案。只是，讓民眾一起評估這種偽造傷口的技術有多困難，也是一種參與陪審團運作的經驗。
當然，我們也必須承認，就算有人能偽造出「三一九傷口」，應該還是不能算是破案，要達到破案的地步應該是需要更多的證據。不過，考慮到陳水扁先生畢竟是病人，辦案人員大約不應該向為其治療的醫護探詢，以免破壞（西醫特別強調的）醫病之間的信賴關係。同理，我們也不宜強向軍方了解案情，因為這當中想必牽涉複雜的從屬關係，徒然造成軍方內部的暗潮洶湧，甚至於造成更多事端。
但考慮到「三一九槍擊案是陳水扁總統自導自演」的可能，加上嫌疑犯陳義雄的死亡，台灣人確實不應讓其輕易結案。畢竟，當一群權位者為了自身的利益，而不惜編導出一齣溺水案時，對民眾而言，那是一件多麽可怕的事情！
陳義雄溺斃案
當然，這些都是「假設性的可能」，但只要我們無法證明其不可能，在一個強調人權的國家，我們就不該輕易放棄追究這種可能。
除非，我們承認自己正生活在一個專制的國家，權位者可以為所欲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