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圖是人類探索空間的利器，雖然有許多人在日常生活中依舊是靠著特殊的地標來找路，但是，隨著數位化的浪潮，也開始有越來越多人靠著手機上的app導引，來尋找各種空間上的資訊。
然而，隨著數位化浪潮帶來的「地圖界大爆發」，資訊地圖的繪製有時並不能讓人理解與空間相關的資訊，反而會成為讓人誤讀資訊的陷阱。
最常見的誤解是因「人為的界線」所引起。舉例來說，比如有人想要製作「二十一世紀」的「文化語系的世界地圖」，那麼，請問「台灣」應該要被劃為「漢族語系」還是「南島語系」呢？
若從歷史的長河來看，台灣確是有一段很長的時間算是通行南島語系的語言，可是從明末開始，漢人陸續大規模來此屯墾，到了如今，島上通行的語言多是漢語語言，因此，若是一定要在地圖上表示出台灣的語系，應該是「南島語系」好，還是「漢語語系」好呢？若是堅持標示為「漢語語系」或「南島語系」其中之一，會不會引起外地讀者的誤會甚至居民間的爭端呢？
當然，將掌握的資訊畫在地圖上，可以幫助讀者掌握資訊的空間分佈特性，所以，若是繪者能細心掌握繪製方式，讀者能小心注意資訊的呈現方式，應該還是能提供讀者許多解讀空間特性的新想法。
在歷史上，按照資訊的空間分佈特性來解決問題最有名的例子當屬斯諾（Snow) 醫師所製作的霍亂地圖。
十九世紀初，英國倫敦開始爆發嚴重的傳染病，患者多會出現嚴重腹瀉，而且往往會導致大量脫水，如果即時給予靜脈注射，或許可以緩解狀況，但如果處置不當，幾小時內就臉色發青而死也是常有的結局。
至於造成這場病的起因是什麼呢？ 當時的人們以為是空氣傳播，所以沒有辦法阻擋。但到了西元1849年，倫敦再度爆發疫情時，斯諾醫生開始質疑這可能是攝入某種東西後引起的，於是在西元1854年，倫敦再度有許多人因嚴重腹瀉而死亡時，斯諾醫生開始著手收集資料，並且在倫敦地圖上畫出了死亡人口的分佈。
斯諾醫生的發現讓他找到了感染源，並且向行政當局建議停止使用污染源的公共水井，終於有效地阻絕了霍亂的感染。
地圖也因此在公共衛生史上展露頭角，最後，還引發出「公共飲水機」的新設計。
一個延伸的問題是，在數位化的浪潮下，我們可以如何使用資訊地圖來讓我們的城市生活更美好？
舉例來說，我們是否可以運用「選票地圖」來 「劃定」立委的選區嗎？ 從「投票所」開出來的票，我們可以觀察到現有不同選區的投票結果，我們是不是可以運用這項資訊，改變現有選區設計，讓民主選舉「代議制」的機制運作得更順暢嗎？
理論上應該是可行的，但是我們必得先釐清「代議制政治體制」的精神。所謂「代議政治」屬於「間接民主」，是由人民選出代表，在議會討論政策，再公布政策。用政治經濟學家彌爾的話說，在這種體制下，「人民應該是主人，但他們應該聘用比他們更能幹的僕人。」
因此，按照彌爾的思維，代議制度如果出了問題，最可能發生的情況就是，「人民以為自己是主人，而他們聘用的是比他們更糊塗的僕人。」
補救這個「代議制體制」問題最好的方式應該就是：「人民要確認自己是老闆，如果不能聘用到比自己更能幹的僕人，至少也要聘用到能夠為自己解決問題的僕人。」
在這個理念下，「罷免制」最大的意義應該就是可以讓人民觀察：在「罷免案」成立的狀況下，有多少比例的人覺得現有的民意代表在國會或議會的表現，沒有辦法代表自己在國會討論施政，執行業務。
「罷免」可以是很理性的，不過因為罷免確實關乎「不信任」，所以人民想要解除「委任」關係。在這種情況下，許多人難免參雜著厭惡的情緒看待自己選區的代表，可是這種厭惡應當也會很快隨著「不被信任的一方」被解除職務而慢慢消散的。畢竟，人民就是還有別的事要做，才會透過選舉委任代表到議會，與行政官員共同拆解問題。被委任的代表如果接受了職務和酬勞，卻無法為人民解決問題，人民「情緒不好」，也是很自然的反應吧？
當然，一直要人民動用罷免權，確實也不是辦法，所以，人民也是要想辦法解決「選不出有能力替自己找到解方的代表」這個問題。至於，該怎麼解決呢？ 也許「負數票」是一個辦法，早點踢掉不適任的人選，可以省卻日後許多麻煩。或者，從「罷免票」的分佈，去想法推敲並且畫出一個「同質性」比較高，可以代表「小選區」意見的人進國會也是一種辦法。最後，如果想更進一步全面重劃選區，那就要結合其他人口統計學的資料，雖然可行，但顯然需要政治人才花費腦力，才能為民擘劃這個大企劃案。
現階段，「民主的主人」能祈禱的只是如何讓「僕人們」能夠了解「誰才是老闆」，「老闆的利益是什麼」，這樣的「代議制民主」才比較有可能朝「為主人服務」的方向而改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