雖然在二十世紀時「資本主義」像是左派革命份子指責右派保守份子的名詞，不過在二十一世紀中國經濟實力漸漸增強、發展出「國家資本注義」的概念後，「資本主義」這個名詞在中國共產黨主政的中國大陸，似乎有了比較正面的形象。
倒是在西方，有越來越多思想家開始思辨資本與金錢（或貨幣）的關係。貨幣很早就出現，但卻沒有發展成「提高生產力」的觀念，而這才應該是「資本」能提高「財富」的關鍵。
既然中國共產黨主政下的「國家資本主義」發展如此受世人矚目，我們不妨採用這個「提高生產力」的觀念來看近來在台灣「現金」與 「五倍券」的爭議。首先，「五倍券」等同 「現金」嗎？
「五倍券等同現金」——台灣的行政院長蘇貞昌是這麼強調對媒體強調的。
但這就引來一個問題，如果「五倍卷」等同「現金」，政府又不是沒有發行鈔票，何必多此一舉，耗費人力物力，去印「五倍券」？ 這樣一來，所謂的「五倍券」其不真是「替公務員沒事找事做」的「內捲券」？
其次，應該要聽從「民意調查結果」發放「五倍券」嗎？
「民進黨內部民調顯示，民意有六成支持五倍券」——這是台灣的民進黨秘書長對媒體說的。
政府施政瞭解民意是必要的，但只以民調數字作為施政依據其實是相當危險的。因為「個人考量」與 「國家總體考量」往往是有衝突的。所以才有「總體經濟學」和 「個體經濟學」之分。一個執政黨若沒有從「國家總體」的概念來看待執政，自然會傷害「國家總體利益」而不自覺。
更何況，沒有公布調查是如何進行的相關資料，就率爾說民意支持，其實是很不尊重統計人的作法。
那麼，如果是為了紓困，發放「現金」還是 「五倍券」比較好？
因為政府尚未正式推出五倍券，所以到底所謂的五倍券是什麼，尚不曉得。不過，我們可以先用「貨幣的單位」來看這件事。
政府因應疫情的「紓困」自然就是要幫助受到一些疫情影響的行業度過難關。既然疫情還不到可以樂觀以待的時候，餐飲相關行業的消費自然也不會太樂觀，而且人不會冬眠，不會在冬天來臨前大吃一頓，然後什麼都不吃，所以這時發「五倍券」（ 而且最低面額是兩百元的話），拿到五倍券的個人在此時拿去「報復性消費」的人應該不算多。
結果就是：受到疫情影響最大的行業並沒有得到幫助。
所以，發行「五倍券」，一無是處嗎？
倒也不是。只是要看怎麼發。
「五倍券」應該是從凱因斯學派的「邊際消費傾向」（Marginal Prosperity to Consume) 所發展出來的量度概念，其所代表的基本上是一種「理性經濟人」量入為出的「理性消費」觀念。
因此問題可以變成要發「幾倍券」才可以達到提高邊際消費的效果？
這其實是很有趣的問題，執政黨其實可以做個內部調查看看。
至於，計算方法，財經閱歷豐富的杜紫宸先生以自家案例為大家做示範，得到的結果是「十倍券」。
杜紫宸的時事錚言
（下圖來自東森新聞）
十倍券的由來
（大家也算一下吧？ 瞭解一下「消費券」的基本設計概念。）
當然，也有不用人人都發「消費券」就可以達到一定提高社會邊際消費的方法，只是有簡單有複雜，有意義沒意義，就看政府是否規劃得當了。
最重要的是，「刺激消費」若不是要「享受花錢的快感」，而是要「提高國內生產力」，增加「國家資本」，那麼政府要考慮的配套就更多了，而且要發行的是「補助券」而非「消費券」了！
讓想要「提高生產力」的人拿到多一點補助，以提高「國家/社會資本」，應該是最基本的「國家/社會資本主義」的信條。
總的來說，「消費券」最初的設計絕不該是等於「現金」。「現金」有「現金」的用途，「消費券」有「消費券」的用途，「補助券」有「補助券」的用途，所以才有另外發行的必要。政府應先自我釐清發行「數倍券」的目標和目的，同時提供評估相關效益的方式，外界才比較能夠提出建言或發表意見。
不此之圖，「數倍券」最後淪為「瞎捲卷」，應該也是可以預期的結果吧！
蝦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