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送中就是黃色革命

2021年七月一日，是中共建黨百年的大慶，也是香港回歸24週年，前夕，大動作搜索蘋果日報總部，凍結頻果日報的資金，讓頻果日報結束營運，香港結束一國兩制的派對，北京不演了。

從中共中央對事件定調，可以看出後續的動作，而中共中央也會根據內外情勢的變化對定調事件作出調整。

就像中國六四天安門事件，起因只是弔念胡耀邦去世。但社會矛盾的本質是中國自七九年改革開放以來，改革派取得大權，市場化的經濟讓一部分的人先富起來，但計畫經濟如何轉軌到市場經濟？價格雙軌制成為過渡時期的產物，部分的人可以用權力以低價購入市場短缺的商品，再以市場需求的價格賣出，稱為「官倒」。

八八年北戴河會議，鄧小平同意以市場經濟為基礎，讓價格管制放鬆，引發民眾的恐慌與驚慌，短短兩周中共立即宣布撤銷價格放鬆政策，但引發的通膨已經一發不可收拾。

中國學生表達對胡耀邦哀悼之意，聚眾並公開演講，討論社會問題。隨時間推延，聚會活動演變成示威抗議，學生並向政府提出七項要求，只有第一條跟胡耀邦有關，其他都是中國政治與社會問題。

所以「定調」這件事，對中共而言非常重要。六四事件另一股助燃是來自四月二十六日《人民日報》社論〈必須旗幟鮮明地反對動亂〉的定調。利用趙紫陽以總理身份出訪朝鮮之際，撤換總理換李鵬擔任，把民眾抗議事件定調為一場要推翻中共的陰謀，透過《人民日報》將這場示威定調是「動亂」，這更激怒學生，後續的學生抗議轉向426人民日報社論的定性。

六四天安門事件成為中共極力想掩蓋的歷史，但隨時間的推移，中共官方從當初定調是『反革命暴動』，有一段時間也會稱之『1989政治事件』，如今只是『1989政治風波』。

暴動、事件、風波，從字面上可以了解北京官方對此定調的態度。

而香港反送中運動，被中共在北戴河會議定調為「顏色革命」是針對中共而來，甚至公布「禍港四人幫」名單。中共對定調此事必須要祭旗，大逮補、很多民主派人士都被關進去，因為此事被定調是『革命』，處理的手段提升到反革命的檔次。那怕香港的特殊性，金融中心，過去中英聯合聲明，五十年不變都已經不重要。對北京而言，穩定壓倒一切。

難道北京不知道香港的重要性？其實香港在滿清末年就是東西方最重要的連結點，尤其在一九四九年中共建政以來。在冷戰時期，中國遭到全面封鎖，毛澤東認為可以利用香港的地利，除了可以進口物資以外，更可以透過香港成為世界的窗口。周恩來也說，維持香港資本主義，長期而言不是軟弱或妥協，而是一種更積極主動的進攻和鬥爭。

七九年改革開放之後，鄧小平於八二年提出「一個國家，兩種制度」來面對台灣問題，之後中英談判也以「一國兩制」解決香港問題。八四年鄧更保證說：「我們對香港的政策五十年不變，我們說這個話是算數的。」

香港的特殊地位不是一朝一夕建立或可以改變的，中共承諾五十年不變。進入第二十二年（2019年），因送中條例就是一種法律性的改變，甚至是一種政治性的改變，等於是改變一國兩制原則，回到一國一制的框架下。

香港反送中運動，《逃犯條例》只是引爆點，背後還是經濟問題，香港的邊陲化與經濟的衰退，加上中國大量移民的遷入，衝擊香港的生活型態，貧富差距加大，階層流動停滯，年輕人看不到未來與希望，如同1989年六四天安事件，學生抗議的社會議題，但中共官方定調之後，一切都變了調。

香港蘋果事件，不會是最後的一件，除非北京認為『革命』調性解除，否則打壓新聞或個人政治言論自由不會停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