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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們》(The Little Women) 生長於美國浪漫主義發源地康科特

《她們》（The Little Women, 2019）改編自露意莎·奧爾柯特（1832-88）著名小說《小婦人》（The Little Women, 1868），由葛莉塔·潔薇編劇與導演，在2020年的奧斯卡獲得七項提名，同時也獲得許許多多在2020年各類電影獎的提名與獲獎。

經過潔薇的改編，《她們》的故事與原著有些不同，不再是線性的發展，而是穿插在1861年與1868年之間，透過生活在1868年的喬．馬區（Jo March, 瑟夏·羅南 飾演），回顧1861年聖誕節之後的家人互動與友誼。

1868年住在紐約的喬，已經是位職業作家，以寫作養家、照顧妹妹。不過，這一年的聖誕夜她收到母親的家書，知道妹妹貝絲（Beth, 艾莉莎·斯坎倫 飾演）已經病危，於是即刻趕回家鄉。隨著喬的回家之路，我們跟隨她的回憶，一起來到1861年間，生活於麻州康科特（Concord）的馬區一家。故事以喬的視角，回憶馬區太太與四個姊妹的生活、衝突、與和解，以及馬區一家與隔壁男孩勞利．勞倫斯（提摩西·夏勒梅 飾演）的友誼與互動。

喬的家鄉「康科特」，是個很有意思的小鎮，倘若你知道康科特在19世紀的美國有多麼重要的地位，肯定就能理解《她們》這部作品的歷史意義，也能理解為何這部作品會一再被搬上舞台與大銀幕，而導演薇潔為何會想要由喬的獨立，來呈現女性的自立與自主。

相信你早就聽過浪漫主義，不過，我們記憶中的浪漫主義，多半指的是歐洲的浪漫主義。在政治上，有民眾意識崛起所引發的法國大革命；在文學上，有歌頌個人內在情感的雪萊、濟慈、與拜倫；在音樂方面，則有表現個人內在澎湃與幽靜的貝多芬、莫札特、與孟德爾頌；甚至，在心理學上，也有開始探索內心機制的佛洛依德與榮格。

簡化地說，十九世紀歐洲的浪漫主義是種思想潮流，思想家、藝術家、哲學家開始將創作與思考的內容，由政治國家社會的大局面，走入「個人」的小宇宙。這並不是思想家不在乎國家政治或社會，而是他們開始將思考的基礎點，設定在「個人」，由「自我」出發，探究個人與他者、社會、以及萬物的關係。也可以說，在這個時代，人們開始發覺「自我」的重要，意識到人可以將「我」獨立於整體之外，而開始認真地探索「我」。於是，我們也可以說這是一個「『我』的獨立時代」。

1840年代在美國新英格蘭地區，距離麻州劍橋不遠之處，有個小城鎮名為康科特，這是個人文薈萃之地，也是美國19世紀最前衛的思想重鎮，蘊育著多位美國浪漫時期最重要的超驗主義思想家、哲學家、與教育家。其中，我們最為熟悉的美國浪漫作家，應該是獨自在湖邊生活一年、書寫生活省思、記敘自然景觀、也讚頌超然心靈的梭羅（Henry David Thoreau），而這部代表作品就是《湖濱散記》（Walden, 1854）。這部關於一個人的生活內容與內在陳述，也是浪漫主義中的「『我』的獨立」。

不過，在梭羅的同期，還有幾位非常重要的超驗大咖，對後世都有極大影響力，包括我們觀看的電影《她們》，都逃不了超驗主義的手掌心。其中最重要的第一位作家是愛默生（Ralph Waldo Emerson），一位自然詩人與思想家，在他的著名散文〈依靠自我〉（Self-Reliance, 1841）、〈詩人〉（The Poet, 1844）、與〈自然〉（Nature, 1936），核心概念也是「『我』的獨立」，包括「我」的生活於自然、感應於自然、在自然世界感受自我等等。簡化地說，這些作品的中心思想是「依賴自我」——我依靠自己生存、成長、與感受神性（不是透過教會）。

不過，對於《她們》的觀眾來說，愛默生與梭羅這兩位作家還有另一種意義——這兩位作家是勞利．勞倫斯的原型。這兩位超驗主義派的詩人哲學家，不僅是美國浪漫主義的核心人物，也是《她們》的原著作者（奧爾柯特小姐）一生中最難忘的兩位男性（或說曾經愛過的兩個男人）。

在電影《她們》中，隔壁的年輕男孩勞利與他的爺爺，影射的就是曾經一直金錢資助奧爾柯特小姐一家人的愛默生。現實中，愛默生真的就住在奧爾柯特小姐老家的隔壁，他不僅金援奧爾柯特一家，也無條件提供書籍、鋼琴、與食物等等給奧爾柯特家庭中的四個女孩（也就是電影中的馬區姊妹們）。

電影中，勞利的嚴肅爺爺是愛默生的真實形象（愛默生年紀比奧爾柯特小姐大了將近三十歲）。不過，年紀不是問題，對於奧爾柯特小姐來說，愛默生帶給她的思想啟蒙與精神薰陶，就如同勞利在電影中一樣，充滿著青春的躍動，激發奧爾柯特小姐（也就是喬的本尊）勇於追求自我、獨立、以及天真善良的自然本性。

在康科特鎮，奧爾柯特一家人也與梭羅有著極為密切的互動關係，奧爾柯特小姐在出版《她們》的原著《小婦人》之前，曾經在1864年出版《情緒》（Moods），這部小說的女主角西爾維婭（Sylvia）可謂是《她們》中的喬的前身，同樣也是位熱衷自然、寫作、追求自我、以及渴望自由的另類女孩。在這部小說中，西爾維婭有兩位男性好友，兩人都對西爾維婭有著難以言喻的愛慕之情，而西爾維婭則是游移在兩位紳士之間，猶豫不決。故事中的這兩位男性，影射的就是愛默生與梭羅，他們是讓奧爾柯特小姐一生難以抉擇的文人紳士。之後，梭羅英年早逝（1862），奧爾柯特小姐極為哀傷，深情為他寫首感性的詩〈梭羅的長笛〉，後來因為友人欣賞，輾轉投稿，最後刊登在1863年的《大西洋雜誌》。

如果你還記得《她們》的故事，喬與姊姊，最後都與教師結婚，也都從事創立學校的教育者。這種針對平民的私人教育場所，在19世紀的歐美相當盛行，這是早期的自我投資（還是「『我』的獨立」的概念）。此時，教育已經不限於貴族，一般民眾（中產階級）也可以將自己的兒女送到私辦學校，接受教育、投資個人，為個人的未來創造更好的工作機會（以利累積資本，也就是個人資本的前期投資作業）。

不過，19世紀的教育理念，與過去開始產生差異與變化，這些以個人為起點的私辦教育，不是為了國家社會服務，於是不再依循八股，目標轉為開發自我、深究內在、與培養獨立自主的性格。因此，這些推廣以超驗主義為基本信念的教育者們，也都是這個時代最前衛的思想家，而其中一最為著名且最具影響力的教育家，也是住在康科特，他就是《她們》原著作者的父親——阿莫士·奧爾柯特（Amos Bronson Alcott, 1799-1888）。

奧爾柯特小姐出生在理想主義教育家的家庭，她的父親是奧爾柯特先生，母親是艾比．梅（Abby May, 1800-77），兩位都是以人文思想為中心的環保主義者、素食主義者、與人本教育家，這對夫妻也都化身在《她們》的劇情，也就是喬的父母親。

奧爾柯特夫妻鼓勵孩子審視內在、挖掘內心、獨立自主、尊重他者、與熱愛自由，他們的四個女孩都浸淫在開放式的教育理念，於是也成就了勇於創作的奧爾柯特小姐，也就是今日我們看到的《她們》的原著作者。奧爾柯特先生一生辦學數次，但是卻每每遭遇困境，因為他的教育理念太前衛（現在聽起來理所當然），使得當時許多家長無法接受，而紛紛把孩子由學校接走，奧爾柯特一家人於是始終貧困，時常必須向他人借貸，或是需要他人接濟。這些奧爾柯特一家的生活現實，也都呈現在《她們》。

在《她們》，馬區一家人生活困窘、家徒四壁。喬的父親在1861年，帶著廢除農奴的理想主義，毅然到南方參加南北戰爭，以參戰的實踐，貫徹自己支持黑人與自由獨立的精神（現實中的奧爾科特先生，曾經在自辦的學校，收下一名黑人學生，也曾經以自家的地下室，收留由南方逃離的黑人農奴）。

如此有思想又有行動的父親，一直是馬區姊妹們心中的偶像，於是，即使馬區先生（奧爾柯特先生）並未為家庭裡帶來財富，需要母親四處打零工賺錢，四個女孩還是崇拜父親。他的德行深深影響太太與四個女兒，於是在《她們》，雖然馬區家的父親只有在故事後半段短暫出現，卻始終照耀著這一家人，例如在電影剛開始不久的聖誕節當晚，母親不禁興奮地，與四個女兒分享來自遠方戰場的父親家書，因為父親的文字遠比聖誕樹下的禮物還重要。

奧爾柯特小姐將理想辦學的教育家父親，寫入故事，化身成為喬與姊姊的擇偶選擇，並且在喬獲得巨額遺產時，首要決定就是興辦學校，實踐奧爾柯特先生的教育理想。不過，除了興辦學校之外，喬透過寫作展現自我的生活與內在的省思，也是對於奧爾柯特教育理念的實踐。

在19世紀初期，教育體系中的作文課仍舊是八股寫作法，必須遵照起承轉合的各種制式規則，至於那些描述個人心境的寫作風格，不僅不是升學孩子能被允許的寫作方式，而且詭異不入流。但是，奧爾柯特小姐（也就是《她們》的喬）以自己的所思所想撰寫小說，描述角色瑣碎的日常生活，還有生活小事件所引起的人際衝突與內心轉折，這些我們今日所謂的小說，在當時都還稱不上文學主流。這也是為何在《她們》的最後，當喬回到紐約，投稿小說給出版社時，出版社老闆直接批評，這本小說不好看。直到出版社老闆的兩個女兒讀過喬的小說，告訴父親她們喜歡這部作品，出版社老闆才找來喬，開始商談出版條件。

這肯定是21世紀的女導演潔薇喜歡喬的原因，她無畏她的作品不夠主流，誠實撰寫自己的生活與省思；她忠於自己的感受，勇於向主流思想說不（拒絕勞利的求婚）；她不在乎婚姻，只求自我的獨立與自主。然而，會有喬的誕生，是因為創造喬的作者奧爾柯特小姐，而在保守的19世紀，能夠孕育出如此超乎時代的奧爾柯特小姐，則是因為她的教育家父親、她父親的好友愛默生、以及多位生活在康科特小鎮上的超驗主義思想家。

奧爾柯特小姐（或說喬）的成長環境，真是個得天獨厚的人文思想搖籃，能夠從小生活在超驗主義的溫室中，怎能不長成一個著名的創作者？

生活在康科特的奧爾柯特小姐，不只有享有自然森林與湖泊風光，與愛默生為鄰，也與梭羅遊逛林間稱兄道弟。再者，奧爾柯特的父母有一致的教育理念，在日常生活一步一腳印地實踐著超驗哲學。自小沁蘊在這些思想大師的心靈、精神、哲學、與言行楷模之下，奧爾柯特小姐的心靈層次肯定格外與眾不同，並且走在時代尖端。

當我們在《她們》中，眼見喬無謂老處女封號（spinster），不在乎婚姻之路是所有女性的最佳歸宿，堅持走在自己熱衷的寫作道路上，斷然拒絕心儀勞利的求婚，因為她內心最高的生存準則，是愛默生主張的「依靠自我」，也是梭羅獨自生活在沃爾登湖畔（Walden）的自我實踐精神。

於是，當《她們》來到結局，喬跟出版商協議6.6%的版稅與屬於自己的全部版權，因為，作家喬要倚賴自己、獨立生活，而不倚賴男人或遺產，並且要以自己的語言，深入自己的內心，挖掘自我的內在，省思自我的內心，再以自己的雙手，刻畫自己的靈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