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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七歲的獠牙：我的少年心史、人物誌與新浮生六記》6平方公尺音樂之冪

以下內容節錄《十七歲的獠牙：我的少年心史、人物誌與新浮生六記》(2021年10月7日上市)

本書作者楊典生於「文化大革命」如火如荼橫掃中土期間，因為父親是小提琴家（音樂家馬思聰譽為天才學生、中國當代最早的先鋒實驗音樂作曲家），母親是小說家、外公為民國少將軍醫等文藝世家背景，使他一出生即被掛上「黑五類家庭」後代的鮮明身分；帶著一種和人間、時代天生的矛盾衝突，書中他回顧自己磕磕絆絆的成長過程。

每個人腦中都有別人不能破譯的記憶密碼。

而記憶是一個暴君，他不管你是否願意，隨時會打攪你，攻擊你甚至消滅你的感官。譬如，當我終於遇到一個陌生的、頭髮棕黑的美人，寧靜地站在我的窗前梳理植物時，我首先不是為她的容貌感到驚訝，而是忽然覺得我認識她。就像忽然又聽到了德布西的鋼琴曲〈亞麻色頭髮的少女〉一樣，腦海中閃現出了十七歲的時光。請相信，我這不是在調侃，娿不是為調情，也不是炫耀對審美的敏感。

少年時代，我曾和其他同齡友人一樣，天不怕地不怕，動輒憤怒，經常犯渾，沒事就坐在音樂學院那前清建築的臺階上扯淡，或從宿舍的窗臺上往下吐唾沫。我們曬著太陽，吹著啤酒瓶，大喊大叫，或者午夜出發去附近的小黑店喝酒。少年時代就濃縮成了一個全封閉的景象，一個往事的幻影，好像從來就不會有所改變，也不會懷疑是否記錯了。音樂的記憶就像胎記、宿疾和指紋—非你莫屬。你多少年後再聽同一首曲子，也還是這樣，就好像清朝的人聽到了京戲，民國的人聽到了古琴和周璿，六○年代的人聽到了〈梁祝〉和樣板戲，八○年代的人聽到了抒情歌曲、交響樂、搖滾和鄧麗君，這世界上有千萬種音樂。每一種好的音樂都不乏優點。但只有一種音樂，會像遺傳基因和本性一樣滲透進我們的血液，長在我們的肉裡，那就是有生活記憶的音樂。這有點像人在童年時的味覺烙印，終生難以磨滅。譬如至今，我每次只要一吃豆漿油條，就會非常直接地想起七○年代的氣味，想起小時侯在重慶住過的那條街，那大街上的石頭、煙霧、車的喧囂、樹、早晨的風，以及那些早已消失在生活中的人。

我的聽本能—或音樂本能，來自我的家庭。

「音樂」就長在我的肉裡，跟穴位一樣，拿手術刀都拔不出來。

雖說在娘胎裡時父母就給我放音樂，小提琴、鋼琴或搖籃曲等，但那時候人還沒有記憶，只有聽本能。最早的聽本能是從一歲到十歲，基本上還是後毛澤東時代，在重慶歌劇團的院子裡。我拉過小提琴，也彈過不少鋼琴練習曲，但對於聽的記憶大多是一些﹁時代背景音樂﹂，如樣板戲和電影裡的歌曲，是父親在樂池裡指揮排練，而臺上是〈洪湖赤衛隊〉或〈東方紅〉。院子裡有時能聽見人在練琴、吹號、吊嗓子，十分刺耳。毛時代的高音喇叭、喊叫與遊行的聲音，又總是在不經意的時刻，將一切打斷。

真正的純音樂記憶，開始於我一九八四年到北京，住進中央音樂學院之後。那是中國正在醞釀「八五新潮﹂與新文藝復興的時代。

我住在音樂學院內一間偶爾會漏雨的平房裡，只有六平方公尺。

這是一間靠牆所築的老琴房 (故另有一說云此屋修建於唐山大地震時期) 。床底下有老鼠，牆縫裡有土鱉。如果屋子裡升了火爐，煤氣熏人。牆壁的外面不遠處，還有一個附近街道的垃圾站，所以牆壁後的水能透過來，很陰森。屋子裡有一張破舊的上下床，有時還有人來練琴。那是些潮濕的冬夜和焦慮的下午。在少年時代幽居的情緒中，六平方公尺的地方，產生過無法計算的音樂記憶和激烈的聽覺衝擊。暴風雨一般的音符幾乎就長在了牆灰上、門縫裡、書籍中。我聽熟了父親儲藏的全部錄音帶，以及朋友之間經常會談論的所有曲子。當時為了節省地方，我家的磁帶全都凌空擱在一塊木板上，而木板釘在牆上。磁帶大約是一百五十盤。每十盤一盒，壯觀地排成「一」字形。北京那時候冬天很冷，每天水管凍上了，都得用開水才能澆開。風雪橫掃門檻，朝霞餵養細菌。我在屋裡總是一邊燒著開水，一邊聽音樂、讀書。水蒸氣凝結在窗玻璃上，形成海市蜃樓一樣的冰花。屋子裡除了床，還有一架鋼琴、一把小提琴、一個過冬的大鐵爐子、一串煙筒、一張破木頭桌子、兩把蹩腳的椅子、一個畫架和一個書架。由於書架小，不少放不下的書就堆積在床頭。另外還有亂七八糟的衣服、皮箱、盒子以及鍋碗瓢盆等。

你能想像六平方公尺的空間能放下這些東西嗎？

的確放下了，只是擁擠得像個雜貨鋪。

你坐在床上幾乎就可以開門，可以看見窗外的一切。

而正是這樣一個極端狹窄的、彷彿是被醇親王府所壓縮的零空間，卻是我的音樂廣場。那時我十三歲，剛到北京。記得就在我住下的第三天，有一個人就推門進來了。當時我並不知道他是誰，只是看上去面熟。小時候好像見過。他個子不高，面色黝黑，微微發福，端著鐵缸子，似乎剛從食堂買完飯出來。他便是在少年時代對我影響極深的小提琴家王泓。他也是重慶人，而且是曾參加過一九七九年越南戰爭。早年我們因曾都在重慶歌劇團的大院子裡生活，所以他家與我家是世交。小時候，我便經常聽人說起他：能打架，個性狂野，曾經是院子裡最調皮的大孩子之一。王泓喜歡喝很濃的沱茶、散裝啤酒，時常動不動就請客吃飯。他對朋友，尤其對我特別好。當時他除了進修音樂，還兼修藝術哲學和老莊哲學。他有時整夜地跟我談《老子》。我們經常在一起喝酒，因那時我父親已完全不管我，而王泓則幾乎成了我的臨時監護人。他在力所能及的情況下給了我最大的照顧。正是在他那裡，我還第一次注意到了「音樂以外的東西」：即哲學。那時街上的書還不多。從他那裡，十三歲的我有生以來第一次看見了一些我童年時從未見過的外國名字和書，如康德、黑格爾、謝林、尼采、古希臘羅馬哲學、十八世紀法國啟蒙哲學、沙特、海德格、佛洛伊德、阿德勒與榮格等。那個時候，王泓常常早晨八點鐘進琴房，帶著兩個饅頭，一杯茶，然後整天都待在樓上不下來。直到晚上十點琴房關門，他才出來，吃第二頓飯。他住的地方也只有五、六平方公尺，是一個狹長的平房宿舍。那裡是別人家的倉庫，堆滿了資料、行李和莫名的家具，還有幾捆幾乎是發霉的書。他說：「這總比我在越南時睡的貓耳洞大多了。」那是我第一次看見一個人如此地有求知欲，對智慧和文化藝術如此地著迷。他在無形中第一個啟蒙了我對書與思想本身的景仰和愛。一般人很難看出，這個整天瘋狂練琴讀書的人曾打過仗。王泓總說：「我這不過是廢物利用罷了，因為我不想回重慶。重慶太閉塞了。」後來，這「廢物」終於變成了國家廣播交響樂團的首席與音樂學院教授。

那時，王泓常會來我斗室，與我一起享受那些磁帶。盒式磁帶，在那個時候被叫做音樂的「罐頭食品」，也就是垃圾食品。因為磁帶每次聽都是一樣的，缺乏現場演奏的有機性，所以曾被視為營養單調的音樂僵屍。但有什麼辦法呢？在沒有新鮮魚肉的時代，我們不得不反覆吃這些罐頭，以滿足那個時代對音樂匱乏的渴求。從家裡的磁帶開始，到圖書館的藏品，到朋友們互相交換、流傳的稀有打卡帶—小提琴曲、鋼琴曲、長笛、大提琴、黑管等等，這些樂器與和聲所承載的無數的音樂作品，無論管弦樂曲、交響樂或協奏曲、獨奏與重奏，歌劇或舞劇序曲，再加上逐漸流進中國地下的電聲音樂......都是在這個時期，以暴風雨般的方式轟炸著我的耳朵。但我當時崇拜的，主要還是各種西方演奏家，如霍洛維茲、魯賓斯坦、阿格麗希、柯岡、斯特恩、伊薩伊、大衛．歐伊斯特拉赫、海菲茲、朱克曼、克萊斯勒、鄭京和、狄蕾、帕爾曼、謝林、羅斯托波維奇、卡薩爾斯等，還有一些印度音樂如手鼓和錫塔琴手的演奏。作曲家們自然不用說，但指揮家我們並不覺得如何了不起，因為十九世紀才有第一個專業指揮。過去都是作曲家自己指揮。華格納、托斯卡尼尼、卡拉揚、福特萬格勒或蕭提等，也是因為歷史原因才受到我們關注。

總之，你能想像一個人在七年中能集中聽多少音樂嗎？那間斗室我住了七年多。每天，都有一臺磚頭錄音機，在不斷地為我和王泓，以及一切到訪的客人們播放著各種音樂。在這些音樂陪伴下，我開始寫詩、讀書和瘋狂地畫畫。當時讀過的書有些都忘了，畫過的畫也都差不多散失了。但是「音樂」符號不會丟失，而是呈冪次方增長。

我記得，後來看俄羅斯詩人曼傑利施塔姆在〈阿克梅派的早晨〉一文中，曾有這樣一段話：一個數學家能不假思索地算出一個九位數的二次冪，這場面叫我們驚詫不已。但是我們常常忽視，一個詩人也能求出一個現象的九次冪。藝術作品簡樸的外表時常給我們以假象，使我們無視它所具有的神奇的、濃縮的真實。

冪是一個數學術語，指同一個數的不斷乘方。最多可達九次。

我的斗室是六平方公尺，而六的九次冪，那就是一○○七七六九六。

這是一個極度誇張的數字，大概來說，就是一千多萬。而且冪與﹁謎﹂諧音—用以形容我龐雜、密集而多元的音樂記憶，真是再貼切不過了。

藝術家對現象的回饋與幻覺，是永遠無法計算的。

一個音樂傾聽者，重要的不是聽什麼，而是你在聽的時候或聽的年代裡成為了什麼？聽，是一種塑造。

多年後，我曾故地重遊。我坐在音樂學院前院醇親王府大殿的槐樹下，想起二十年前曾坐在這裡，也是這樣一個下午，也是這樣一種陽光，我和王泓，或那些少年時代的友人一起，拿著剛從食堂買的飯，抽著煙曬太陽，狂笑著，並對路過的女生吹著口哨。那是一九八九年以前的下午和陽光。接近「古代」的下午和陽光。只是那時誰也不會料到今日所言：「沒想到八○年代竟然就是這半個世紀以來最好的時代。」在音樂學院的有些角落裡，還殘留著當年的痕跡、影子或建築。有一些熟悉的面孔像幽靈一般遊蕩過去，我想不起他們的名字。今天新的學生就像我們當年一樣，臉上帶著驕傲、激烈而優美的青春在走來走去。我想起一九八七年夜晚的雪、也想起後來絕食的同學；想起一些人自殺了，一些人瘋了，一些人病死了，一些人永遠離開了；想起二號樓門口的槐樹、圖書館；想起那個革命的春天和滿院子揮舞的紅旗、條幅與口號......當然，最重要的是，想起聽過的那些音樂。彷彿所有的旋律都混沌在一起了。這裡就是「我的音樂學院」，是我幽居過近七年的地方，是我早年夢想的核心：就在那六平方公尺的小屋裡，我幾乎幻想過所有的天空，喝完了融入血液的酒，也讀完了該讀的書。

這是一間如維吉尼亞．吳爾芙所說的那種《自己的房間》。

我記得當時有些朋友來找我，通常都是不敲門，直接拉門而入。有時候甚至是半夜，也不管我是否睡了，直接就進來找我聊天。有些朋友晚了回不去，就把鋼琴的底板拆下來，搭在兩個板凳上，變成一張「床」睡覺。

而那台磚頭錄音機，就是到半夜，也很少休息。

很多年後我發現，那時候的音樂就算聽再多，卻依然有一種乾淨和純粹。因為那些音樂都屬於同一個美學範圍。所有雨都是一滴雨。

但現在就不同了。在今天的大街上，我們能聽到太雜的「聲音」。據說，現在走丟的狗，一般都找不到回家的路了。這是因為大街上的味道太多，不像過去，狗憑藉自己熟悉的嗅覺就能找到家。汽油煙和香水塗抹了一切。音樂 (或聲音) 也一樣。汽車喇叭聲、人聲，加上超市與商店裡播放的音樂、電影音樂、宗教音樂、世界音樂、廣告、吆喝、尖叫、爵士樂、搖滾、重金屬、港臺流行歌、曲藝說唱以及網路上的MP3......這些彙聚成混亂的一團，抹掉了明顯的標記。我們很難說得清楚，哪一種音樂是這個時代的準確記憶。

如果時光到了未來，我們也未必能找到返回今天的聽覺道路。

但是過去就不同。我們很容易在聽覺中回到過去。那些曲子其實成了那時候生活的一種記憶錄音。譬如，那時候聽得最多的，是拉威爾的管弦樂曲〈達芙妮與克羅伊〉，以及蕭斯塔科維奇第五〈革命〉。如今一聽到這些曲子，就如一聽到華格納〈唐懷瑟〉序曲，或布魯克納的交響樂的時候一樣，我不可能去幻想什麼古希臘或德國神話，也不會想到俄羅斯的冬天。這些其實與我無關。在那一刹那間，我腦中的第一反應，是立刻浮現出王泓在窗外端著茶杯的身影、還有鮑家街的樹蔭，與醇親王府 (音樂學院) 冬天的樣子、院子裡的樹、紅眼樓、地下室澡堂、五號樓後的舊琴房、籃球場上的叫聲，以及那斗室窗外紛飛的大雪。

聽的塑造，或許就是讓你變成一個尊重過去的人，一個懷念的人。有時候，一首其實很難聽的曲子，也會因曾屬於你的某個人生時期，某一場洗腦式的記憶符號，便又重新變成一種讓你感動的聲音。

這是對一個人的私生活、往事與狹窄空間的懷念，也是對情緒和大自然的懷念。在這種抒情的懷念中，有些人是音樂家，有些人是聽眾。據說，耳朵是人類在胎兒時期就發揮作用的第一個甦醒的器官。梅紐因說：「當我們還沒有看、沒有觸摸、沒有品嘗的時候，我們就已經開始在聽了。」胎兒都是依靠傾聽母親的心跳平衡羊水裡的身體與情緒的。但是，我們無法懷念子宮。儘管如此，聽—作為一種特殊的「懷念本能」卻留了下來，一直延續到我們長大成人。

聽是獨立的，不用大腦思考。從音樂到詩歌的閱讀，到愛人的情話，到朋友的交談，到暴力與武器的喧囂，到工業機器與鄰居的尖叫，到北京秋天樹葉的沙沙聲，到雷聲、雨點聲或山水中一切自然運動的風聲......無一不讓我們懷念生命的存在。對於六平方公尺斗室的音樂記憶、美與符號，就在這種懷念的九次冪中不斷增長，終於成了一個讓我永遠不能統計的天文數字。

聽—不僅來自過去，也會詮釋過去，成為過去。

所以，當我偶然看見陽光灑在了哪個姑娘棕色的長頭髮上，聽到她發出笑聲時，我就在想，我也許本來就認識她，因為她就是音樂。

二○○七～二○○九年

作者：楊典

作家、詩人、古琴家、畫家 1972年生於重慶，1984年後居北京。音樂世家出身，自幼隨小提琴家父親學習音樂，1981年開始學習繪畫，1987年開始文學寫作，自1988年16歲起陸續發表作品，涉及隨筆、小說、詩歌、戲劇、書評、琴學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