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结束了郁达夫的杂文和政论,抗日战争开始以前,郁达夫都是个“愤中”,骂军阀、骂政府、骂帝国主义。能看出来,他是个爱国者,恨其不幸怒其不争。抗战开始后,那些恨和怒完全消失了,代之以同仇敌忾。从《郁达夫日记》里知道,抗战前不久,他去了福建,在政府部门谋得一差事。不只是我,应该是很多人觉得自此以后他的文章就少了些尖锐棱角,因为在杂文和政论这一本里,专门有一篇在澄清关于他“做官”非议的。
无论如何,抗战开始后,他的那些文章,某种程度让我想起新闻联播,很有些粉饰不太平的感觉。骂日本,夸中国。骂日本也就罢了,毕竟该骂。但夸中国,就夸得有些过分。比如日本人已占了东三省,他说那不过是边陲,大半中国土地还在中国人自己手中,大多中国人还安居乐业云云。又说抗战以来,政府是多么励精图治,团结全国人民,胜利已然唾手可得云云。这后一种说法,从1937年,一直说到1940年他去往新加坡,还在孜孜不倦。当然,也有可能,在一个爱国者的心里,国家面临生死存亡,一切旧日恩怨都该抛诸脑后,所谓不惜一切代价,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只为谋求胜利。但对于一个现时代经历了种种文过饰非的宣传洗脑的“愤中”来讲,看这种文章确实没办法代入,即便也知道那是战争时期,一切不同往日。
《源氏物语》读到了70%,源氏死了。怎么想得到,一本叫做《源氏物语》的书,对于那个整本书被紫式部当神来塑造的主角源氏的死亡,就说了一句话“光源氏逝世之后……”虽然直到那之前,我都觉得这本书有时代或者文化壁垒,并不如传说中那么好,但这样处理一个主线人物,还是让我十分难以接受。以至于,好像因此而觉得源氏受到了不公平对待,进而对小说有了不一样的观感似的。嗯,是的,我打破了次元壁。
小说的第四十一回,只有标题“云隐”,没有正文。按照译者注,这个情况有四种说法:
一、本来有本文,后来因故损失;二、作者本拟写本文,因某种缘故而作罢;三、作者故意不写本文,听其空白;四、本来连题名也没有,更不用说本文……
据说研究者普便更认同的是第三种说法,因为作者在前一回倾注了太多悲伤的情绪在紫夫人(源氏的妻子,唯一真爱)的死亡,无法再面对源氏的死亡,因而留白。但以我一个没做过研究的读者的心情,更愿意相信是第二种。因为首先,这本书并不是个《尤利西斯》式有那么强实验性质的小说,在之前的所有章节,作者都是规规矩矩在写,没道理到了这里,像乔伊斯一样突发奇想,想考验一下读者。其次,对于一个作者来讲,不和她心心念念想为其著书立传的人物做最后告别,太不近人情了。所以,我更愿意相信,是紫式部在紫夫人的悼亡上耗费了太多心力,到了源氏这里,她想总该比紫夫人的情感强度更胜一筹,但一时之间又无从落笔,只好先跳过,就像我们考试遇到不会做的题那样,总希望后来还有时间回头。然而后来也许战乱,也许家庭变故,这一回终于没能写下一笔。
《小津全日记》到货几天了,还没开始读。只翻了一下,发现和我想像中不同。想像中,它应该像《郁达夫日记》那样,每篇有一定篇幅。没想到,它的每一篇,都只有短短几句话构成一段。至少我粗略番阅,没看到有超过一段的篇幅。就像是他随身带一个手帐,临时起意写下几句话,后来并没有整理扩充。而这本书,便是以他的手帐为底稿,由后人编辑出版而成。
稍许失望,因为我偷窥成狂,还是更喜欢人家深度剖白自己。但后来,这书突然给了我灵感。我当年,也记下很多碎片化的东西,既然小津可以,为什么我不能将它串起来变成文章,甚至一本书?(谁给的勇气和小津安二郎比呢?)于是我真的开始用心做这件事,觉得,其实挺好的,那些片段,有可能甚至比长篇大论更真实,更具体,因而也更有意义。而且,我既然那么喜欢看别人的日记,这次终于有了机会认真看自己的,很感慨,某些时候会觉得再和多年前的自己隔空喊话。也有些遗憾,我没有更早开始记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