寫給周樹人的信-芥川的不安的心

樹人先生：

我想你也會贊同，東京是芥川龍之介的世界。但那個東京並非如今的“國際都會”，而是大正時期帶著江戶氣息的東京。大正時代結束後不到一年，芥川龍之介也徹底放下自己“不安的心”，隨之而去了。

那個冬日晴朗無雲但極冷，我踏上了去田端的列車，去看看芥川的紀念館和他度過生命中最後一刻的地方。我既興奮又帶點哀傷和忐忑，就像從前一個人去看上海山陰路上的大陸新村9號一樣。電車從東京車站開出半個多小時，車廂裡的乘客漸漸減少，各國遊客也不見蹤跡，田端站便到了。出站前行不到五分鐘就是“田端文士村紀念館”，芥川的故居也在不遠處，但是只剩下一塊指示牌插在一座新建的西式獨棟小樓前。原建築早已灰飛煙滅，消失在東京大轟炸後的火海裡。

1945年3月10日，英美盟軍在東京東區投下無數炸彈，在火海煉獄之中，那座“後院裡種著一株家傳梅花樹”的芥川宅和無數平民百姓一道化為灰燼。這是“大日本帝國”在全亞洲發動侵略戰爭，行將覆滅之時讓帝國臣民們承受的慘痛代價之一。

樹人先生，這個讓你深深喜愛、尚美而精緻、千年來庇護了許多華夏族人和文化的扶桑國，在你走後不到一年，一直到東京大轟炸之後的五個月，向亞洲和全世界露出了它猙獰的另一面、“王道”的反面、儒學的黑暗面。不過，70多年後的今天，我眼前這些寧靜樸實的房屋展現出的東京，是戰後改行民主政治的日本，你在《我要騙人》那篇雜文裡警醒世人提防的野心勃勃的帝國，已不復存在。然而，若你還活在當下，恐怕會和我一樣眼睜睜地看著某個“黃金世界”重蹈日本帝國的覆轍，你努力“肩住的黑暗的閘門”即將轟隆隆一聲合上，除了咬牙，除了痛心，又能如何？！

芥川龍之介大概也是懷著如此傷痛的“不安的心”離開人世的吧。在紀念館裡看芥川年輕時的照片，他清秀俊逸的面孔之下，就是那顆纖細柔軟的心在跳動。他的慧眼太過犀利，看到了太多真實而殘酷的世象，讓那顆心永遠處於“不安”之中，最終在極度疲倦與厭煩之下，選擇撒手而去。樹人先生，我想你當年一定在芥川的文字裡讀到了他那顆纖細柔軟的心，那種折磨著他的“不安”，其實一直以來也在你的心裡湧動。這種不安，說到底就是對人性“惡”的複雜情緒反應，混雜著恐懼、好奇、驚訝、羨慕和愧疚，永久地在“作惡”與“克制作惡”之間徘徊震盪。這就是人心的本質狀態，而這種超乎尋常的對道德的敏銳體察正是文學天才的天賦異稟，你和他都有，然而這也是讓你和他都早逝的原因。芥川依靠寫作來排解自己心中的“冷酷魔”，而你比他強悍，多撐了二十年。

離開田端，我去了隅田川，在遊船上吹著淺草飄來的涼風，望著芥川滿懷深情描寫的從他出生到成長都未離開的那條“暖融融的濁水”，細細分辨“那清冷的綠色中，揉雜著混濁而溫暖的黃色”。其實，從吾妻橋到台場，這條大川本身和兩岸的風景早已劇變，大正時代讓芥川感受到“通人性的親切感”的隅田川，儘管其聲、其光、其色已消失不見，但他的魂魄仍然歸於這片水域，在每一朵船隻激起的水花裡，我似乎能看到他濃密頭髮下，眉心川字紋間的那雙“不安”的眼睛。

芥川如利劍似的雙眼，曾經天才般打破了今昔的界限，讓“古”與“今”融合在一起。芥川的眼睛看到中國唐代詩僧寒山和拾得扛著掃帚、挾著捲軸行走於飯田橋的街道上，然後在日比谷公園打掃落葉；這雙眼睛還看到秦始皇下令焚書坑儒，導致神田的舊書店全數失業，坑儒現場之一就是銀座著名書店 ––– 丸善；這雙眼睛甚至在死前兩年在玻璃啤酒瓶上看到自己“閉著眼睛、微微仰頭”的臉，在死前一年寫成小文，題為“凶兆”。樹人先生，你也和芥川一樣認為“冥冥中有誰在暗示什麼”吧，於是也在走前一個月，寫下那篇《死》。

你和芥川的不解之緣始於你翻譯芥川的歷史小說《羅生門》和《鼻》，其實我最嘆服的是芥川的《袈裟與盛遠》和《竹林中》，那種顛覆”上帝視角“的創新敘述方式，讓當事各方只從自己的角度來解說同一事件，恰如尼采所說的”上帝已死“，在這只剩下”末人“的世界裡，慾望在到處流淌，真相難覓，人心難測。這類小說敘事技巧，在二戰後的歐美文學界都算得上新潮或先鋒，誰曾想到芥川在近百年前就已經直達”後現代“了。

芥川的《中國遊記》堪稱天才之作，他那雙犀利的眼睛，讓他直擊現代中國的污穢與骯髒，那正是徒有其表而毫無靈魂的”末人“內心毫不節制的慾望在外部世界的表現。芥川的直白準確擊中了中國人的痛處，於是阿Q們紛紛或者視而不見，或者猛烈抨擊芥川這種日本人神經兮兮、小題大作。阿Q們哪裡知道，芥川從小熟讀漢文典籍，成長於對古代中國的喜愛與崇敬之中，而正是他的親身遊歷，讓這位直覺超常敏銳的文士看到了現代中國與古代典籍之間的巨大差異 ––– 精英階層的享樂和普通民眾的苦難與無力。芥川的中國遊記裡，既有和辜鴻銘、鄭孝胥、章太炎、李漢俊、胡適這樣的新老精英階層的交流溝通（他與胡適和辜鴻銘都用英文交流，再加筆談，與李漢俊則完全用日文，並稱讚李的日文比他自己都要好），也有如上海名妓、京劇名旦和許多無名的底層民眾的速寫，甚至有他參觀南京明孝陵時即興編出的一段獨幕劇。總之，這部看似散漫但細節豐富、洞見非凡、體裁別緻的遊記，完全就是二十年代初中國的“人間喜劇”，但芥川的獨到之處就在於，他寫的歷史故事、遊記、諷刺和插科打諢都精準而深刻，仔細品嘗，就會發現其底色正是苦，濃厚化不開的苦悶、懷疑和不安。

樹人先生，當今日本最著名的作家叫村上春樹，他為前幾年出版的芥川龍之介小說英文新譯本撰寫了一篇序言。儘管他認為日本最好的作家是夏目漱石和谷崎潤一郎，芥川和這兩位相比還有很大一段距離，但他對芥川的理解非常深刻，把芥川的苦悶、懷疑和不安解釋得清清楚楚。他認為芥川最終選擇自殺的原因就是自我懷疑，而自我懷疑是如芥川這樣在日本現代化進程中成長的作家不可避免的宿命。不論外部世界如何西方化、如何摩登，古老的文化烙印始終銘刻在現代人的生命中：人們的感官、價值觀、精神、文化原型仍然獨立於現代化進程之外。也就是說，現代日本既想要享受西方體制的技術進步和效率，又想要人們仍然是善良恭順的儒教徒。正是這種深層的文化矛盾造成了芥川這樣的文士最終走投無路。芥川的成長過程恰好代表了這種矛盾。他在東京極具江戶風情的普通市民聚居區下町長大，受到了良好的舊式知識分子特有的漢文教育，然後他在東京大學修讀英文，又是純粹西方化的現代教育，於是這種矛盾便越積越深。

1925年似乎是芥川龍之介人生中的轉折點，村上春樹認為那時候的文學風氣一變，馬克思主義文學和私小說盛行，像芥川這樣生來就高冷的冷眼旁觀派便無所適從。“他的懷疑太深、太個人主義也太聰明，完全不相信自己能夠成為工人階級的代言知識分子”。芥川自殺身亡意義重大，代表了大正時代文化精英的失敗，短暫的大正時期民主之花剛剛綻放，便匆匆落幕，軍閥的鐵蹄開始響遍整個島國。1924年從中國遊歷歸來的芥川重寫的民間故事《桃太郎》，一語成讖。

樹人先生，芥川來中國訪問，沒有與你碰面，但看了你譯的《鼻》和《羅生門》，深為讚嘆，認為譯者翻譯準確，完全讀懂了他的心意。《鼻》受到夏目漱石的讚嘆，其實我不是太懂。芥川大概是用“鼻”來比喻個體的與眾不同之處，藉此探討獨特的個性如何與習慣於“排斥異己”的社會相容這個主題。《羅生門》則不然，初讀之下，連我這個急性子都覺得篇幅太短，戛然而止，意猶未盡。但多讀幾遍就會發現其主題就是善惡和道德：善惡其實就是一念之差，在社會崩潰之時，每個人的本能求生慾望如何讓脆弱的道德原則一觸即潰，而手握武力或權柄的人對待弱小者時，到底如何才符合“道德”。前次到京都，在京都車站看到展出的平安時代羅城門復原模型，歷史上真實存在的那座城門其實名叫“羅城門”，如芥川取材的《今昔物語》中記載的一樣。不知為何，芥川在改寫這篇古小說時，把名字改成了“羅生門”，這一改，“生”之意味便無限放大，求生慾望被天災人禍磨成了一把利刃，人為了求生，隨時會拋棄道德，變成野獸。我立在模型旁良久，想起樹人先生在譯完芥川的這兩個短篇後寫的評論，你說，這古小說經芥川的改寫，“便與現代人生出干係來”。這干係，大概就是人心，就是道德，無論外部世界如何變化，人總是要面對自心自性。你在著名演講《魏晉風度及文章與酒及藥之關係》中引季札語，“中國之君子，明於禮義而陋於知人心”。我想這位東瀛的芥川君子，正是在“知人心”上深深打動了你。

　　　　　　　　　　　　　　　　　　

　　　　　　　　　　　　　　　　　　　　　　朱之瑜

　　　　　　　　　　　　　　　　　　　　　　　　　　 二零二一年十一月一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