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台灣只有外省籍作家才會讀「紅樓夢」嗎？

外省作家、三三書坊、張愛玲、紅樓夢

台灣一直存在省籍問題，從政黨、教育、疫苗的意見分歧就可明顯看到不同族群的壁壘分明。省籍問題在戒嚴時代的文壇尤其嚴重（不了解的讀者可以去看看已故作家余光中最具爭議的狼來了），即使解嚴後還是無法完全擺脫省籍所帶來的影響（像張大春、朱天心、駱以軍等人都是深具影響力、且標榜自己為外省後代的作家）。我的文學啟蒙時期在八零年代，剛好就是三三書坊最風行的年代，他們認知的文壇道統，就是從張愛玲、胡蘭成一路傳下來的中國文化（特別是「紅樓夢」的研究），如今在各場合都還很活躍的朱天心就是當年的旗手之一，我會開始讀張愛玲與「紅樓夢」，多多少少和他們不遺餘力的推廣紅學有密切的關係。

因為「三三書坊」對紅學的推波助瀾，所以一直到解嚴後很多年，我對於「紅樓夢」的印象還是停留在「只有外省作家才會去讀的經典作品」。直到開始認真閱讀日治時代的台灣作家之後，才赫然發現自己的無知：鍾理和在少年時看了「紅樓夢」之後，有樣學樣的寫了一篇七回的章回小說「雨夜花」；呂赫若曾經嘗試翻譯「紅樓夢」為日文；光復後葉石濤為了學白話文而把「紅樓夢」一百二十回抄了一遍…大開眼界之餘，也為自己貧弱的歷史知識感到不安，開始努力補足相關的知識。

戒嚴統治下的本省人被迫「去中國化」，讓本省人從此沒辦法對中國文化「說三道四」

前面的三指的是當時中華民國政府基本國策——三民主義，後面的三則代表三位一體的真神

在忘了五四運動和國共戰爭之後，台灣成了外省族群重建民族自信的桃花源，在政治上無往不利的戒嚴統治，就轉為在文學、思想上的「中華文化復興運動」，朱天心的作家父親朱西寧曾經很露骨的評論鄉土文學：

鄉土文藝是很分明地被侷限在台灣的鄉土，這也沒有什麼不對，要留意尚在這片曾被日本占據經營了半個世紀的鄉土，其對民族文化的忠誠度與精誠度如何？

是的，本省人對於中國文化的看法就是有問題，就是「不忠誠」， 就是需要再教育，這個看法和目前中國對新疆人民的看法一致。在這種氛圍下，本省人就是要放棄原有「不純」的中國文化，要好好學習外省族群所帶來的、「純正且忠誠」的中國文化。在這樣強硬的政策下，不想被送去綠島思想改造的本省人，除了選擇沈默之外，別無他法。在強硬的國語政策下，數百年來用閩南語、客語朗讀四書五經、唐詩宋詞的文化傳統就這樣被捨棄了，而本省人經歷過這樣病態的「去中國化」之後，再也不敢再對國民黨定義的「中國文化」發表任何意見。

直到今天，因為習慣使然，會把「中國文化」掛在嘴上還是外省人，從國民黨政治人物不停的批評當今的台灣「去中國化」「逢中必反」就可得知，而本省人也以為「中國文化」是外省人帶進來的，完全忘了自己數百年來的本土文化傳統中其實蘊藏了豐富的中國文化。台灣解嚴己經超過三十年了，我們應該可以用更客觀的觀點來理解這段歷史，不要讓戒嚴時代的扭曲政治思想迷惑了我們該有的正確認知。

讓「紅樓夢」回歸為跨越台灣族群的經典

最近在日本得到芥川賞的台灣作家李琴峰，發表了「李琴峰讀《紅樓夢》（上）──與《源氏物語》的比較」以及「李琴峰讀《紅樓夢》（下）──規模洪大的酷兒小說」。這上下兩篇的「紅樓夢」導讀十分精彩，雖然對象主要是日本讀者，但是也適用於不去日本就全身不舒服的哈日台灣讀者，從源氏物語、酷兒小說來談「紅樓夢」，可說是新時代讀「紅樓夢」的全新觀點，請務必參考。

雖然台灣的戒嚴時代已結束三十幾年，但是當年扭曲的思想控制，讓我們至今在思想上仍深受其害而不自覺。其實新時代的台灣人可以用各種自由奔放的觀點讀「紅樓夢」，不必像戒嚴時代因為政治的肅殺之氣，被迫扣上「傳承中國文化」「發揚民族精神」這些煩人的大帽子。「紅樓夢」無所不包，我們至少可以從幾個方向去讀它：傳統儒釋道的精神，對於男女戀、男男戀、女女戀的寬容，中國庭園、文物、風俗的百科全書…無論從什麼觀點去讀它，都能有豐富的收穫。

最近我在方格子Premium開了一系列紅樓夢導讀，就是想用現代台灣人的觀點重新進入「紅樓夢」的世界，我所設想的情境是：如果「紅樓夢」的故事發生在現代的台灣社會，會變成怎樣的超展開？對於想讀「紅樓夢」卻被一大堆紅學專家的耳提面命嚇到不敢打開書本的人，歡迎來看我的紅樓夢導讀，保證會被我拙劣不堪的文筆笑到噴飯，然後就自然而然的打開「紅樓夢」去糾正我荒唐到不行的改寫。如此無釐頭、拋開一切成見去閱讀「紅樓夢」，或許是最適合現代台灣人的入門方式，期待「紅樓夢」能重新進入台灣人的閱讀清單，讓台灣不同族群的人，都能從閱讀「紅樓夢」得到無窮的樂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