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言羔裘】EP.番外篇01—香港「立法會」選舉結果與香港政局的可能眺望

2021年12月19日，香港舉行了第七屆「立法會」選舉，這除了是從原訂2020年9就該舉行的選舉，經過兩期延期後的結果外，也是香港選舉制度經過中共「全國人大」「完善」後的第一次立法會選舉。選舉結果相當「不出意料」地，由香港所謂「建制派」，即咸認較親中共的一方，獲得壓倒性的勝利，在90席中除了「社福界」選出的「新思維」主席狄志遠，勉強可被視為「非建制派」外，其餘89席全都是「建制派」人士，而這樣的結果之所以「不出意料」，其實是因為中共在先前「完善」香港選制時，就已經在制度上做了「妥善安排」。而雖然香港政情並非直接與中共「20人」黨政人事相關，但不能說沒有影響，因此我們就用個「番外篇」來談談吧。

香港在1997年「回歸」之後的選制本就複雜，分別選出「選舉委員會」及「立法會」後，前者要再負責選舉「行政長官」，後者則是擔負立法及監督港府行政的工作，其中無論是「選舉委員會」還是「立法會」，選區的劃分都非單純的地區選舉，還加上所謂的「功能界別」，意即由行業或是專業領域作為選區劃分，所以我們會看到「商界」、「銀行界」、「社福界」、「餐飲界」這種選區，而其中有些席次又是由特定團體提名推薦產生，而非選民直選。另外「選舉委員會」與「立法會」間也有交錯關係，「選舉委員會」中設有「立法會」代表之席次，簡單而言，中共從一開始設定香港的選制，就是朝「利於建制派」，或者說「利於統治」下手的。

而再歷經2014年的「雨傘運動」、2016年「旺角騷亂」以及2019年「反修例」運動，加上中共見香港遲未能如其所願，完成《基本法》23條立法，也就是在《基本法》中加進「禁止任何有損該國國家主權、領土完整、統一及國家安全的行為」的條文，中共「全國人大」便於去（2020）年6月通過香港《國安法》，以及今（2021）年3月通過《全國人大完善香港選舉制度的決定》，達成中共對香港「國安要求」，以及調整香港行政長官、選舉委員會委員及立法會議員等重要選舉的「候選人參選資格」及「議席產生辦法」，其調整的主軸就是要求參選者必須配合中共「愛國者治港」模式，具體的調整內容包括（一）將負責選舉香港行政長官的「選舉委員會」席次從1,200席增為1,500席，新增的300席為新設的「第五界別」，包括「香港特別行政區全國人大代表和香港特別行政區全國政協委員（190席）」及「有關全國性團體香港成員的代表（110席）」兩個部分，原本就因為劃分「功能界別」，直接票選席次比例亦調低；（二）立法會議員的席次由70席擴增至90席，並由原先「地區直選（35席）」、「區議會產生（5席）」及「功能界別選舉（30席）」，改為「地區直選（20席）」、「功能團體選舉（20席）」及「選舉委員會選舉（40席）」，且將提名門檻改為「功能組別候選人須獲得界別不少於10個選民提名，以及在選委會每個界別不少於2人提名；地區直選的候選人須獲得不少於100個選民，以及在選委會每個界別不少於2人提名」。

在前述「調整」之下，香港選制在「選舉委員會」方面，原先「功能界別」的劃分下，加上有由團體提名席次，本就由掌握行政資源及中共背後支持的「建制派」占優勢，如今新增明顯「親中」的300席，並降低直接票選席次比例，9月舉行的「選委會」選舉，結果以由「建制派」佔據壓倒性優勢，而「立法會」選舉從提名開始就需要經過9月剛選出來的「選舉委員會」，加上調降「地區直選」席次及新增由「選舉委員會」委員互選或提名選出的「選舉委員會選舉」席次，代表中共勢力的「建制派」可以說想輸都難。如果說政治學上所謂當年美國的「傑利蠑螈（Gerrymander）」是指劃分地區性選區上的不公平，那麼中共對香港選制的「調整」或許可以說是「傑利蠑螈」的極致，因為它為了獲取絕對優勢所使用的劃分選區方法，比在地圖上細緻切分選區，還要繁複許多。

而今年從9月的「選舉委員會」選舉，到12月「立法會」選舉，「建制派」的壓倒性勝利，除了來自中共「完善」選制後更不公平的情況外，香港「泛民派」提早決定「堅壁清野」，不玩這種明擺著不利的遊戲，也是主因之一，原先在上屆立法會70席中還擁有29席，佔比42%的「泛民派」，在「反修例」、香港《國安法》及《國歌條例》等事件衝擊後，2020年11月11日，中共「全國人大」常委會第23次會議通過的《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關於香港特別行政區立法會議員資格問題的決定》成為「最後一根稻草」，該《決定》以「宣揚或者支持『港獨』主張、拒絕承認國家對香港擁有並行使主權、尋求外國或者境外勢力干預香港特別行政區事務，或者具有其他危害國家安全等行為」為由，宣布梁繼昌、楊岳橋、郭榮鏗及郭家麒等4名立法會議員「喪失資格」，引發剩下全體「泛民派」議員宣布集體辭職以示抗議，「泛民派」也等同全面退出香港政壇的「體制內」領域，而在今年經中共「完善」的選舉中，「泛民派」也採消極態度，幾無人還有意願挑戰「在選委會每個界別不少於2人提名」的門檻，因為光是由「港區人大代表、港區政協委員」及「有關全國性團體香港成員的代表」所組成的第五界別，就幾乎不可能提名「泛民派」人士參選，甚至相對中間路線的「非建制派」想尋求「泛民派」的支持都未能如願，「泛民派」無論是出於自願還是結構性不公平，都已確定消失於香港政壇「體制內」。

在「泛民派」消失之後，香港政局是否就「建制派」獨大，北京也能就此「高枕無憂」了呢？恐怕未必，因為同樣是「建制派」，卻也非「鐵板一塊」，在以往的選舉當中，除了「民建聯」、「工聯」及「經民聯」等等的「建制派」黨派外，原本也就存在所謂的「獨立建制派」，這些人也許並非前述「建制黨派」所提名，但他們同樣主張「建制派」政策立場，或是具備「親北京」背景。只是過去自稱「獨立建制」或在選舉登記為此的較少，以2016年那屆來看，最終當選的「獨立選制」立法會議員共有7名，但今年選舉結果中，卻已暴增至34名。

而我們若將這兩屆的黨派席次比例對照來看，會發現很有趣的現象，原本在2016年由「泛民派」佔有的42%席次，在今年因為「泛民派」全面退出，自然不可能再為「泛民派」佔有，即便在比例上「建制派」從2016年的57%成長到2021年的61%，但若扣除「獨立建制」的部分，2016年「建制黨派」的佔比是47.14%（37席），成長到2021年的61%，但也代表「泛民派」空出的席位並沒有全數由「建制黨派」瓜分，因為「獨立建制」的當選人由10%（7席）成長至38%（34席），簡言之，「泛民派」空出的席位其實大都由「獨立建制」候選人獲得，而非傳統的「建制黨派」候選人。

那這代表了甚麼呢？首先，這些「獨立建制」候選人大都不是傳統的「建制黨派」成員，甚至可以說大多不是「本土建制派」，細究其背景，會發現其中擁有中共其它省份政協委員，或是「全國性團體香港成員」身分者不少，意即這些人可能比本土建制派更加「根正苗紅」，也或許代表這，在「泛民派」被擠出香港政壇之後，中共並沒打算讓本土「建制派」全面掌控香港政局，因為這些原本在與「泛民派」競爭中扮演「北京代理人」的「建制派」，或許在北京眼中「績效」並不好，畢竟遲遲未能通過的《基本法》23條，還有2019年以來的「衝突」歷歷在目，在中共透過「全國人大」直接立法，要求香港遵守《國安法》並「完善」香港選制之後，中共等同已不在乎直接將手伸進香港，如此一來原本的本土「代理人」又「績效」不佳，不排除未來會更加感受到中共壓力的，不是已經全面撤出政壇，甚至轉往「國際線」發展的「泛民派」，而是面對更加「根正苗紅」，銜中共命令而來的「獨立建制」派，運作空間越來越小的本土「建制黨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