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短評】香港建制派的集體失語症

在2019年11月的香港區議會選舉，香港建制陣營遇上史無前例的挫敗，議席由選前佔絕大多數的298席銳減到86席。一場「反修例」爭議把建制派區議員從17個區中連根拔起，一時間整個建制陣營風聲鶴唳，人們紛紛想起建制派元老曾鈺成在2003年的一句話，「本想與政府榮辱與共，可惜有辱無榮」。香港建制派的困境除了有辱無榮，或許更令他們苦惱的是「有口難言」。建制派最大的困境從來不是被政府連累，而是不願意談政治。

政治是不同利益的角力場，但是政治人物要成功上到高位，就必須用高尚的政治理想包裝自己。利益是實際的，不過一個動聽的故事才是最打動人心。談起英國的保守黨(Conservative Party)，大家會想起保守主義，談起美國的民主黨(Democratic Party)，大家會聯想起進步主義和自由主義的價值觀。所以每當有選舉的時候，政黨或政治人物先拼的是意識型態，是理念，然後才是經濟利益。美國總統特朗普(Donald Trump)一句「令美國再次偉大」(Make America Great Again)，英國首相約翰遜(Boris Johnson)一句「搞好脫歐」(Get Brexit Done)，打動了不少選民把他們推向權力寶座。就算是我們華人地區，在最近的台灣選舉，民進黨跟國民黨之間的爭論圍繞的從來不是如何發展經濟，改善民生，而是「台灣價值」和「中華民國」之爭。正如列寧(Lenin)曾說：「沒有革命理論便沒有革命運動」。在現代社會，一句打動人心的口號才是爭取民心的關鍵。

香港建制派，又或者是親中陣營，最大的弱點就是沒有一套完整的意識形態和價值觀去打動人心。結果把整個意識形態領域拱手相讓給民主派，種下今天一敗塗地的惡果。一個政治人物能力再高，如果沒有一套完整的價值觀或政治理論在背後支持，是不可能說服選民支持的。那麼建制派跟香港市民講什麼呢？講務實，講經濟。還記得一年前還是國民黨高雄市市長候選人的韓國瑜曾經說自己「經濟一百分，政治零分」，令不少人眼前一亮。但我們再想一想，其實香港建制派十年前已經喋喋不休說地類似的話，少講一點政治，多講一點民生。因為他們相信如果市民不談政治，只談民生，只要自己在社區深耕細作，定能勝過民主派。2019年區議會選舉過後，不少落選的建制派人士抱怨，在選區默默耕耘了這麼多年，人家在選舉前才出現，結果憑一句政治口號便把議席奪取了。其實，在建制政治人物的心底裡非常清楚一個殘酷的現實，講理念和價值，一定講不過人家。建制派能否贏選舉的關鍵，就只看當時人們對政治的敏感程度。

回歸以來，香港一直有一個非常奇怪的現象就是選舉投票率低的時候對建制派選情有利，投票率高的時候建制派的選情就會非常嚴峻。例如在2015年的時候，香港區議會選舉的投票率是百分之四十七，建制派在470多個議席中佔超超過300多席。在2019年，當區議會選舉的投票率超過百分之七十的時候，建制派的議席則下降到87席，儘管在是次選舉有超過43萬票的增長，總得票有超過百分之五十的增長，仍然無法改寫結果。由於區議會處理的事務主要與地區和民生為主，政治爭議較少，以往的、選舉投票率不高。政治化程度較高的立法會選舉則是另一情況。立法會選舉投票率往往比區議會選舉高，每次都有大約百分之五十，以往多數立法會地區議席選舉和補選，民主派的得票都比建制派高。經過多年的發展，建制派已經在地區建立了廣闊的社區網絡，有強大的動員能力，這些社區裡的建制派支持者被媒體稱為「鐵票」。在以往立法會和區議會的選舉，建制派的「鐵票」都會總動員支持，所以歷屆選舉建制派的總得票都是大同小異，波動不大。但若果當時政治氣氛熾熱，市民對政府強烈不滿，固定數量的「鐵票」高牆便會被高投票率的浪潮所掩蓋。

當然，建制派「有口難言」也不能全怪他們。正如鄧小平說過香港問題是歷史遺留下來的問題，香港建制派「有口難言」其實也是歷史遺留下來的問題。建制陣營光譜寬闊，從代表資產階級和保守實力的自由黨到主張捍衛基層利益的工聯會都是建制派，建制派之間的共識就是支持基本法，維持「繁榮穩定」以及與內地保持良好關係。聽起來是不是很像今天的國民黨？建制派內部從來沒有共同的意識形態，是一個鬆散的政治聯盟。建制派的失語症其實與內地的政治形勢有關。

在改革開放之前，香港的親中陣營（左派）也會盡量與中國內地保持理念一致，同樣信仰馬克思主義，鼓吹階級鬥爭。文化大革命結束和東歐共產主義陣營解體，令改革開放時期的中共明白已經很難用馬克思主義和毛澤東思想打動人心，故轉而提倡愛國主義暫時彌補意識形態的缺失，並利用經濟發展和維持社會穩定重新爭取民眾支持。直到近年，中國內地領導層才大力重建國民對馬克思主義話語體系的信心。香港左派在80和90年代也追隨大陸的步伐放棄極左意識形態，開始與商界和保守勢力合作，為香港回歸作準備。香港左派與商界等保守勢力的合作組成了回歸後香港建制派的原型。特別是1989年天安門事件之後，香港掀起了恐共浪潮，民主自由等價值成為了民主派最有利的武器。當時建制勢力在意識形態領域上完全沒有招架之力，無法提供能夠與民主理論分庭抗禮的思想理論，唯有強調空洞的愛國主義和維持繁榮穩定作為爭取支持的理由，結果在意識形態領域一直挨打。

在冷戰之後的二十一世紀，務實主義似乎再一次讓路給意識形態。1992年民主黨(Democratic Party)總統參選人克林頓(Bill Clinton)為了把總統選舉的焦點放在經濟，提出了一個非常著名的口號，「笨蛋！問題是經濟」(The Economy, Stupid)。但是到了今天，改做「笨蛋！問題是意識形態」似乎更為適合。在今年年初的台灣總統選舉，國民黨的韓國瑜大打「民生牌」，高呼「台灣安全，人民有錢」、「莫忘世上苦人多」，結果經過香港的「反修例」風波，還是輸給打「反中牌」的民進黨蔡英文，雙方得票差距還達三百萬票，台灣所面對的經濟困境完全被拋諸腦後。在英國，英格蘭北部的選民大多在2016年脫歐公投中支持脫離歐盟，不少選民更在2019年大選中背叛一直支持的工黨(Labour Party)轉而支持主打脱歐的保守黨(Conservative Party)。諷刺的是，不少支持脫歐的地區正正就是歐盟政策的受惠者。在脫歐公投前八年，單單是英格蘭北部便向歐盟(European Union)拿了數以億計的歐元貸款和援助，然而這些地區的民眾仍然認為自己被歐盟佔了便宜。世界各地選舉的背後，意識形態都扮演著不可或缺的角色。

經歷「反修例」風波的香港進入了一個政治新常態，昔日人們埋首「拼經濟」不理政治的日子已經過去。現在是一個高度政治化的年代，政治鬥爭不僅從立法會蔓延到處理民生事務的區議會，而且還深入民眾的日常生活。不同行業、宗教、甚至民居大廈的業主立案法團都成為政治的角力場。建制派想翻盤，不僅要講經濟，講民生，而且還要講政治，講理念才可以開拓生存空間。香港建制派如果繼續「失語」下去，期盼悶聲發大財的日子回來，最後只會眼白白把政權拱手相讓，永不翻身。

作者：丘楚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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