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對串流平台之「特權」，法國學者提出千字抗議書

法國三位學者（兩位經濟學家Yann Algan 和Françoise Benhamou，一位社會學家Olivier Alexandre）於昨日（五月21日），於法國最多人閱讀的《世界報》（Le Monde），投稿一封抗議書，呼籲政府正視「串流平台利用其宰制地位，增強其對法國電影之特權」，特於此作出【論點摘要】、【改革建議】與請願書【全文翻譯】，敬請指教，歡迎分享！

（本站包括本文【任何引用】需提及研究者、譯者，以每日大量閱讀法文報章，於第一時間解析翻譯，長期提出整體文化論述，請尊重個人研究，感謝！）

法國學者認為，國際串流平台已於世界多國達成「產業鏈整合」，「統治」當今國家影視產業，尤其利用「宰制地位」，國際新創串流對國家電影文化「施行特權」，影響創意工作生態，造成財團利潤增加，工作條件退化。

本抗議書提出國際串流媒體對國家影視產業工作者的三大影響：

本抗議書提出以下的解決「劇本」：

對比法國朝野不斷對國際串流施加公平稅收、在地投資與工作條件的強大壓力，並已獲得可見成果，台灣政府似需參照民主先進國家，對盈餘暴漲的國際串流，提出更為合理的在地文化參與、產業環境貢獻要求。

坎城影展為了推廣電影文化而展開。然而世界電影很少像今天遭逢削弱危機。電影映演產業持續為影響最為嚴重的文化產業環節，如2021年，其營業額於法國減少了65%。觀眾難以進電影院，持續利用數位平台。根據媒體研究機構Médiamétrie，2020年，串流平台觀眾增加了37 %，每天於平台時間增加了15 %。根據政府組織Hadopi資料，2021年，法國83 % 的人口，也就是四千三百萬人，消費至少一種網路文化媒體。

主要因為英美的網路平台，若大銀幕產業邁入蕭條，數位媒體卻展現前所未有的興盛。如此產業劇變，更展現於坎城紅地毯：一些網路部落客比資深影評人，得到更高的尊寵待遇，一些youtubeur比導演珍·康萍還受重視，而網路媒體Brut更成為坎城官方合作機構。雖然之前不斷妖魔化網路平台，電影業界人士發現電視台已經逐漸退場，於是毫不遲疑轉向新媒體的懷抱。新的創作者更希望在網路平台展開事業，而非在藝術電影院嶄露頭角。

新創科技產業在官方組織受到高度尊重。今年雖仍無法於坎城正式參賽，Netflix 的影片從2017年開始就在里昂的盧米埃影展（Festival Lumière）放映，此影展主席－福茂（Thierry Frémeaux），同時也是坎城影展總監，曾於2018年表示：「我的工作，就是繼續其加入坎城的強烈慾望。因為正是他們資助世界電影。」

也就是在盧米埃機構（l’Institut Lumière），這些美國企業舉辦一個影展，提供獎學金，並資助重要的法國電影教學機構－Fémis、CinéFabrique、Gobelins和 Kourtrajmé。電影產業代表也鼓勵與Netflix 和Amazon的簽約合作。

然而，這些簽約合作還是有其限制－若Netflix最近才承諾每年投資三千萬歐元（約九億四千萬台幣）於法國電影，法國有線電視台Canal+，卻常年投資電影，已達每年一億九千萬歐元（近六十億台幣）。我們可以研究平台公司的遊說策略，成本不高卻效果卓越。新創科技公司已在歐洲與法國成功「奪權」（prise de pouvoir）。他們的業務已經廣達整體產業鏈，並達成水平整合－除了電影，還有電視劇集、紀錄片、電腦遊戲、戲劇表演，甚至運動比賽，都成為網路平台的營業部門。

這個劇烈變革，帶給文化業者四個挑戰：競爭轉為激烈，串流平台的法律約束問題，合約簽訂問題，和缺乏透明性問題。事實上，一些美國新創公司已經控制了法國串流產業之基礎。如此宰制地位，可能造成惡性競爭扭曲，如免費性要求，強佔智慧財產權，營收分配問題等。

更有甚者，傳統媒體如電視頻道，必須義務支付高額的國家稅金（營業稅、員工社會福利、養老金… 等），然而國際串流平台卻不斷盡可能避稅，不斷進行所謂的財務優化（optimisation fiscale），如於2020年，Netflix 在法國只支付盈餘0,6 %的稅款，也就是全部只繳納728 033歐元（以約38億台幣盈餘，繳交約兩千兩百多萬台幣稅款）。

這些串流平台更造成許多法律地位問題：只是簡單的發表平台？是製片方還是放映方？分屬國際集團還是獨立公司？這問題牽扯到新興數位平台（Apple、Alphabet Meta、Amazon、Netflix）、傳統影視頻道（Disney+、Canal+、Arte）和國內獨立平台（La Cinétek、La Toile、Tënk）。它們服務性質具有差異性，如其商業模式（廣告，會員制度，銷售制度，如Amazon的會員整合等）和經濟規模。

數位影視產業需有與時並進的政府規範，如法國已於今年一月已更新網路法規。政府必須明確規範串流平台身為「提供分享內容服務」的法律義務。這些服務提供者必須控制其創作及映演的內容，必須尊重合約，並提供予相關權利者的報酬比例。

然而，串流平台的巨大規模，已然翻轉了影視製作模式。這些具統治地位的企業，常身兼產業的各端環節，如發行方、放映方和製作方，並掌控作品生命的生殺大權。它們會大量雇用第三方製片者，並以國際放映購買版權。面對世界各地業者，為了鞏固其國際營收，串流平台常提出超過本為國條件的合約限制。如此導致了串流平台要求唯一放映權、延長時間權，並對作品的其他權利，如放映權、延伸著作、改編權，提出附屬要求。

串流平台利用其權力集中地位，不斷增強其特權。影視從業人員常被迫簽屬長期權利與營收不被保護的合約，如作品一但成功，將無法談判營收分配。佔據產業鏈的高點位置，國際串流平台甚至創造新的工作模式，成為其競爭者和合作者的新規範。如果投資量達到提升，底下的工作人員卻得到倒退（dégradé）的條件合約，因為所有一切，都掌握在位於倫敦、紐約或洛杉磯的國際企業法務部門之中。

最後，國際串流平台因內容製作與放映獲取利潤，但內容的製造者和其他權利者，都無法得到公開可靠的數據，用以得知分潤計算模式、製作分級方法、觀眾消費模式。內容製造者和其他權利者需要更透明的各種階段資訊，以提供其放映規模、發行模式、利潤計算的執行與仲裁依據。

我們要求的是，確保健康競爭的條件；以歐盟等級，規範國際串流；成立仲裁中介組織，確保合約符合法國法律；創立監督委員會，要求透明數據與良好工作條件。這就是我們為維持並推廣法國創意，提出的劇本。

Olivier Alexandre，法國國家科學中心（CNRS），社會學者。
Yann Algan，巴黎高等商業研究學院（HEC），經濟學教授。
Françoise Benhamou， 索邦-巴黎北大學（Sorbonne Paris-Nord），經濟學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