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文化觀點反思貧窮社會工作│人類學作業

2021年春夏，我修習了台大人類學王梅霞老師開的通識課程「文化人類學」，此篇為我當時的期末報告。

我曾不止一次聽見原住民長輩或朋友分享過這樣一句話：「部落裡是沒有窮人的」，這句話可以從兩個面向來思考，首先是「如何界定窮人？」其次是「部落是甚麼？」部落的秩序為何、以及如何形成的。

大學進行社工暑期實習時，我有機會住到花蓮的太魯閣族部落兩個月的時間，除了對社區有所接觸和認識之外，主要並服務兩個有經濟扶助需求的原住民家庭，當時特別讓我印象深刻的是聽見族人分享部落過去至今受到各種現代發展下所產生的變化，比如便利商店的設立，也拉開了家庭裡孩子和照顧者（父母或祖父母）的關係，孩子們更常在便利商店解決飲食需求，而非如過去有更多時間家庭裡聚在一起用餐也凝聚感情；此外，過去的祖訓也更強調彼此照顧的文化，哥哥姊姊有責任帶弟弟妹妹，家庭之間也不會界線分明，而是藉由村莊之力一起把部落裡的孩子拉拔長大，現在則明顯受到現代化的影響，連同貧富差距在部落裡也相當巨大。

在作為社工角色服務的過程，我也思考著以機構的視角界定的「貧窮」可以如何被以更多元的眼光來看待和認識。隨著開學後我回到台北，並因為進行大專生計畫而在萬華艋舺公園進行多次田野蹲點，在艋舺公園這個聚集了相當多所謂「貧窮人」──無家者、獨居長者等等的地方，我感受和觀察到了和我心目中的「部落」很相似的氛圍，同時也讓我在街上的許多「交換」中，思索許多人類學探討的主要議題在這裡的體現，比如家、比如情感、比如性別。

接下來我將主要以兩部分開展說明，首先是針對「貧窮」的討論，並參考《原始富足》布希曼人帶給我對於生產、經濟的啟發，其次我想從一個「不會有窮人的部落」這個概念，結合《人行道》一書的內容去探討既有的扶貧服務和可能的檢討與建議，最後我想總結我在部落和艋舺公園的觀察與參與經驗以及延伸的思考，回過頭來反思自身想過的生活方式並和我所認識的社會工作進行對話。

貧窮是甚麼？林徐達（2012）在研究中整理了貧窮相關研究和測量，指出各界學者對於貧窮並無一致定義內容，不同經濟環境、消費型態或生活成本都會影響，而主流社會逐漸發展出的一套科學性的指標或測量方式，大致可分為絕對貧窮或相對貧窮兩種依據，前者是以一個區域社會中最低生計資源作為測量標準，以此貧窮線來界定；後者以國民收入的平均數或中位數做為參考指標，兩種方式各有優劣。在人口統計學、社會福利學、社會工作學等學門的貢獻下所建立的符合貧窮定義的標準值，使社會得以估算貧窮救助的整體預算、檢討社會福祉政策成效等，然而這些經濟學式的貧窮研究皆著重於底層人們的生計物資和公共福利，抗貧行動中最重要的貧窮主角卻是沉默噤聲的，他們的行為模式、信仰或其他方面的滿足和幸福也受到忽略，致力於改善貧窮生活的眾多論述反而增強一種咎責窮人的問題解決傾向，社會透過數據決定了窮人的定義和人口數量以及定義受助者是誰，卻不瞭解底層社會的生活處境、人們如何面對窮困現實又如何看待自身貧窮經驗。

缺乏「主體性」這個問題，存在於長期的調查報告中，也存在於福利輸送體系，影響了社會輿論、以及提供服務和資源分配的思維與作法，當助人工作者承襲著主流社會產生的評價和價值觀，也可能進一步讓服務對象遭遇二度傷害地落入被弱化、削權的處境。有許多研究者帶著這樣的反省走入田野，透過民族誌「放下身段進入被研究者的日常生活世界，試圖掌握被研究者如何理解他所處的世界」（瞿海源 2013），被研究者得以成為知識的「主體」，研究者得以聽見「在地觀點」，比如路易士在《桑切斯家的孩子們》（1961）除了透過讓研究對象自身的陳述，表達出貧窮作為一種文化如何讓生活其中的人發展出一種固定的理性機制和生活狀態，同時，他也先拿掉「貧窮」這個概念，避免以濾鏡來篩選所見，否則雖然有利於思考、理解貧窮，卻忽略其中多元的各種樣態，而以同質化的單一、他者視角來看待（方怡潔 2020），也是近年包含「貧窮人的台北」等倡議行動希望打破的刻板印象或汙名，讓貧窮者的故事被更立體完整地認識，也幫助我們看見原先被視為違常、不道德的行為與心態，其實是怎麼在特定歷史因素、社會條件或物質基礎發展下的文化，而被問題化甚至犯罪化想像的失序環境，也其實可能自有一套道德秩序和互動規則在其中（黃克先 2018）。

除了讓被視為貧窮的人們為自己的生活和生命樣貌發聲，我覺得重新解構貧窮或富足是在何脈絡被形塑與判斷也相當重要，例如《原始富足》一書所記錄的布希曼人的民族誌便是一個很好的例子，凸顯出當我們用既定中心思維去看待不同文化時，會出現的迷思和無知。

對西方人而言，布希曼人相當的貧窮，判斷的依據是他們在移動時帶很少東西，老人還會被留在原地，顯示出資源太有限養不起老人，然而當人類學者進一步了解他們的文化，看見的反而是「不虞匱乏」：相比西方往往只有周休二日的長時間工作模式，布希曼人只需要花不到一半的時間進行生產活動，其餘時間則用於拜訪朋友，界定當地生活豐裕或貧困的標準是在關係和儀式之上；其次，他們不需要帶很多東西，是因為他們不像是西方往往出於內心的擔憂和空虛，而須不斷「擁有」物質來滿足不安全感，布希曼人相信一切所需皆可從環境中隨時獲得和擁有；再者，面對死亡和生命的態度也影響該族群對老人的觀點，西方人或許認為一個發達的社會，就是老人應該好好地被照顧和保護，布希曼人將老人留在營地其實也同樣是避免他們的辛苦，同時長者留在當地也是最能和生命對話的地方，因為死亡不是結束而是來世的開始，他們看重能好好面對死亡。

布希曼人的經驗，提供我們重新看待生產、勞動和經濟的機會。從小到大，我所身長的環境，讓我習以為常地相信，想要有好的生活、充裕的物質環境，就必須要奮力工作，一周五天、每天工時八小時，回到家可能還有家內的勞動活動，似乎是很正常的現象，而與此同時，沒辦法有穩定工作時間、賺取月薪低於24k的人們，就可能被視為貧窮、或是不那麼成功和正常的樣子。同時，在社工的教育中，「扶助就業」也時常是在多個領域被視為真理的回應策略，如果輔導無家者順利開始就業，如果一些沒有生活重心、缺乏固定薪資的中高年長者順利回歸職場、二度就業，便是「成功改變」的案例。但真是如此嗎？我意識到，我們經常忘記先回過頭去思考這些既定的政策或生活方式背後帶著甚麼樣的價值觀和信念、甚麼樣的人觀，而這樣的思維又是受到如何的脈絡所影響，我們是否能因著擁有知識、理解結構之後而渴望作出如何不同的選擇？

我在部落服務到一個由單親爸爸獨自照顧兩個幼子的家庭，而案父由於髖骨骨折後復健中，目前無法就業，家中開銷完全仰賴補助金，但特別的是，有別於我過去的見識，由於這個爸爸是位獵人，因此社工不太需要擔心孩子的溫飽或營養問題，我進行家訪的期間，爸爸也經常和我分享當週再度充滿山珍海味的冰箱，爸爸有能力在住家周邊取得野菜、也能偶爾打獵獲得野味，甚至即便爸爸腳不方便不太能外出打獵，也有朋友、後輩不時會來分享自己的獵物。而我當時在督導的建議下，需要一邊和案父討論對於未來就業求職的規劃，我也陪伴父親經歷著自己需要帶孩子的時間壓縮掉可工作時間、加上腳不方便因而困難於找到合適的工作的壓力和焦慮，但讓我有種尷尬矛盾的心情是，以優勢觀點來看，我眼前這位父親分明是個具有相當的謀生能力的人，他擁有極佳的打獵技能、辨認野菜能力，也有良好的會相互贈禮交換的關係網絡，過去因為長期做鐵工而讓他犧牲了健康的代價才讓生活受到那麼大的影響，但我完全不願意將他視作「貧窮」的人，因為我看見他對自然資源的取得、對人際關係的交流是如此豐裕。

《阿納斯塔夏》一書裡有這樣的內容：

主角米格烈也在書中反思：

當代人們花大半時間為求生存，但我們真的有需要追求或擁有這麼多資源才能以自己喜歡的狀態生活嗎？對比於一些傳統民族或無家者或電影《游牧人生》裡的遊牧民族的生活，我們自以為文明智慧，卻反倒成為金錢與食物的奴隸，我們的世界觀也變成一種「只有夠努力、夠幸運的人才值得存活和擁有生存必須之物」的看法，只能顧好自己之後才有可能有餘力照顧別人，貧窮的人是「他自找的」，無家可歸的人甚至可能被視為「可恥的」。當同樣為生存感到焦慮的社工碰上被這樣的世界淘汰的無家者，以同樣邏輯來進行服務，又在眼見對方頻頻不去工作或積極生活時感到失落不解甚至予以責備；面對明明有能力和生態良好共存相賴的獵人，卻也只能以資本社會的邏輯不斷培力督促對方找到正當的工作，這樣的扶貧策略和眼光讓我越來越感到侷限和彆扭。

電影《游牧人生》裡將那群遊走在美國社會邊緣的旅行車遊人，描述出一種浪漫詩意、別具個性的自由人聲，他們對大地往往有更深入親近的接觸和認識，也有能力在環境條件極差的狀態下順利生存和解決問題，但事實上，這群游牧者卻大多是非自願成為的，是資本主義下半推半就的脅迫結果，而他們「逐零工而居的生活方式」也和我在萬華接觸到的幾位無家者相同，我也確實如部分媒體報導一樣，曾遇過一些無家者傳達出「我愛好自由，所以選擇流浪」的形象，但事實上，台灣的無家者也高達九成是非自願的，是在大環境的不友善之下而不得不進入並適應後來的生活。

雖然這樣的結構困境確實讓人悲傷，畢竟貧窮帶給人的傷害和世代複製也相當堪憂，因而有許多組織是以「消除貧窮」為使命，致力於推動更友善、更包容失敗的社會，但凝視一些無家者在街上的生活，我也看見一些迷人之處，在觀察參與艋舺公園的田野經驗中，我認識到疫情之前的艋舺公園幾乎每天都會發放便當、偶爾也發衣服和現金等物資，亦有一些善心人士提供像是抄寫經書可以賺點零錢的服務方案，同時，以便當作為媒介，無家者、在地長者等公園使用者之間也常有禮物交換，比如今天我幫你多拿便當分享給你，改天你幫我轉達發物資的好消息，甚至像《人行道》一書，更近距離地描述在紐約第六大道上謀生的底層勞工們如何產生「補窗效應」，甚至有所謂的「公共人物」在街上成為相互的指引和幫助。我看見多位無家者生活裡其實花費極少時間在尋求溫飽，而是在習慣之下靠天吃飯一般順應每天能獲得的資源來生活，《阿納斯塔夏》的內文也啟發我看待無家者、或更生人的困境時，更盼望的並不是他們能銜接復歸主流社會，而是他們如何在更善於生存和依賴環境資源的基礎上，反而有餘力和時間找到並發展自己的天賦，專注於自己更想要的領域上，比如有無家者後來迷上寫書法而花大量時間在公園的椅子上或圖書館裡振筆疾書。

在這些和多元文化的相遇中，我明白自己不只是在尋找我想要的生活，也在確認和定位我未來想運用的助人方式和理念，因為我能給出的東西便是我相信的以及我所擁有的東西。我了解如今社會福利的發展，也都是在過往歷史脈絡、經濟結構之上的產物，如果我對社會工作的檢討，是一廂情願地建議社會工作通通向傳統民族的智慧學習，去和大自然學習與互賴、尋求平衡與和諧，也會否定了許多助人工作者在輔導陪伴服務對象順利在既有社會中安身立命、習得工作技能所作的努力，但總結歸納我目前對於自身理想的助人理念以及對自我的追求，我最看重的將是「個人的關係網絡」、「個人對大自然的感知與認識」這兩個面向，如同我帶領的「街角微光團隊」便是以不帶物資的方式卻接觸到多位無家者，並和這些大哥大姐建立親密親切的關係，我們在嘗試給予我們擁有的最多的資源──便是關係，也在對抗這個講究各種資源和來往都是建立在利益交換或給予上的世界。

有沒有可能有一天，我們的生活所需也都能在這些關係之間彼此滿足，我們能將我們手中的資源以流動的、禮物交換的方式彼此給予和接受，也都能在大自然間得到照顧，也反過來幫助大自然更健康強壯，那一天，我們反倒才能真正獲得自由，而不是等到某一刻我財產漸失、衰老生病時，我卻終究一無所有、被我曾經努力進入的社會再度淘汰拋棄。

關係連結的斷裂、在天地間感知與互賴的無能、自身天賦使命的無知，是我心目中對於貧窮的定義。這樣看來，當我參與脫貧行動，我對抗的不會是任何人，而是可能切斷我們和人的互助交換連結、以及對大自然的親近與保護之攔阻──例如某種信念、生活方式以至於政策等。

方怡潔

2020 〈《桑切斯家的孩子們》導讀──他們不是貧窮，他們是人（上）〉。「芭樂人類學」，https://guavanthropology.tw/article/6812 ，2020年5月11日上線。

林徐達

2012 〈貧窮的文化反思：三位原住民的生命話語與意義〉。《台灣社會研究季刊》86：133–177。

瞿海源等主編

2013 《社會及行為科學研究法（二）：質性研究法》。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

James Suzman

2020〔2017〕 《原始富足：布希曼族的生存之道，以及他們能教給我們什麼？》黃楷君譯。台北：八旗文化。

黃克先

2018 〈《人行道》導讀：「還好，有這樣一條人行道」，一本可讀性極高的民族誌〉。「關鍵評論網」，https://www.thenewslens.com/article/103401 ，2018年9月12日上線。

Mitchell Duneier

2018〔2020〕 《人行道》。黃克先、劉思潔譯。台北：游擊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