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沒有健保卡了，今天不能看醫生。」
確定檢查結果為輕度失智的阿選，本來約好要看診的那天沒有出現，倒是總會記得用公共電話打給我。
去找他花些時間了解狀況，阿選說，一兩天前，有個開車來找他的朋友，說要跟他拿雙證件，然後一個禮拜後會還他、還會給他一些錢。他同意了，證件交出去了。
我這一聽，馬上聯想到這完全就是人頭詐騙案的前奏。
「這樣我就可以買手機啦，這樣打給你也不用那麼麻煩阿。」
阿選很真誠地表達自己想要那筆錢的理由，我一邊跟他說明事情可能的嚴重性，一邊跟他說：「阿你要手機你可以跟我說啊，我那裡有二手手機捏。你不知道人頭詐欺案的事嗎？我擔心你被騙了啦。」
沒想到阿選跟我說：
「你以前又沒跟我說！你也沒跟我我說你那裡有手機阿。」
真是傷腦筋，我和他詢問要不要讓我辦身份證掛失，他仍然說：「還是不用吧。」我又好氣又好笑。
我只能尊重阿選還是想賭一把，這個他不知道姓名、不知道住哪裡、做什麼工作的「朋友」，究竟會不會還他證件、拿錢給他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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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週後，阿選用他花了兩百多元買來的手機打給我了。他說，這次拿到一萬三。目前買了手機、耳機、大樂透，前一天住了網咖，因為流鼻血拖到就醫時間時還捨得搭計程車來醫院。
和他在便利商店裡講話時，一個阿北把幫阿選買來的樂透彩發票拿來。我忍不住問阿選：「很想賺錢齁？」賺到這個天外飛來的一筆錢後，還這麼積極買個發財的希望。阿選笑著說：「對啊，誰不想賺錢？」
阿選主動和我分享到，朋友還跟他說要介紹工作給他，
「工作內容是什麼啊？」
「他說不能說。」
哎，這一聽也是不太妙。我試著白話說理和他討論：
「如果有這麼好做、好賺的工作，一定很多人搶著要呀，為什麼會找到你呢？為什麼朋友怕別人知道呢？
會不會你現在賺得很開心，過了一年後才要來擔後果，可能要進去關欸！我們看過好多人這樣欸。」
「我知道啊，但我現在就生病啊。」
「所以你意思是，其實你也不太在意以後可能要被關的事，先過好今天就好，以後的事以後再說，至少現在有這些好康就對了嗎？」
「對啊。」
原來他不是認為一定不可能會被關，只是他也沒什麼好怕的了，難道不冒險而繼續承擔的現狀就比較好嗎？
拿到錢，餓的時候可以自己買好吃的、渴的時候可以買好喝的，想聽廣播還有錢買耳機，這樣的快樂，難道不是更直接現成的嗎？
理解阿選的視角並不難。直白地揭開我們關注的事情核心差異之後，我不再對於「要他想清楚」這部分多說什麼，決定眼前比較能做的，或許是和他聊聊這一萬多元打算怎麼運用，怎麼小心被偷走。也討論假如真的要跑身心障礙補助的申請，每個月有三千元收入對他而言的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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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見過人頭詐欺案的判決書，受害者損失高達幾百萬的費用，一定很害怕和生氣，我能理解對他們來說，如果我們說為此付上牢獄代價的無家者其實也很無辜，他們可能難以認同。
就表層視角來看，這些提供身分證健保卡賺錢的人並不是「被陷害」，因為他們有選擇、他們是為了自己的獲利而不計後果。
但無奈的是，為什麼這種事特別容易發生在阿選他們身上呢？為什麼我認識的無家者特別容易接到跟他們要身份證說要登記門號可以賺錢的電話呢？如果我是他，我真的有力氣說不嗎？
其實這一群人已經在他的情境裡做出最理性的選擇，他的匱乏感、為了滿足生活食衣住行需求對現金的迫切感，讓他沒有條件去想到遠期會發生的事，這是心理學上說的「管窺效應」。
那次法扶辦的 #人頭詐欺案的無家者 講座裡面有段發人深省的內容摘要如下：
「人頭戶不是貧窮者被利用來犯罪的第一個事件或最後一件，很早期就有了，只要社會裡有人被排除，就會有人利用他們來做各種事，像過去兒童福利還沒發展時兒童就可以被拿來做雛妓。
所有的利用都可以拿來利用貧困者，因為全部都是強制利用，全部都是因為沒有錢，我知道你為了錢什麼都可以做。
當貧窮的本質不被看見，這樣的事就會一再發生。
司法既沒有起到預防犯罪的效果，也沒有正義，因為本來就不正義。他是因為貧困才犯這個罪，你又懲罰他的貧困，罰他更多錢，哪裡正義？面對犯罪如何有更適合的處置和處遇？司法制度是否可能為了貧困者而發展出更有修復性、更具正義的制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