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為俄烏戰爭等因素,石油、天然氣等能源和各種原物料價格向上飆漲,你是否想過誰是最大的獲益者?
答案不會是一般大眾,但也不是金融機構,而是很少有人知道的幾家私人公司,他們多是由一小群交易員組成,其中多數是男性,其中最大的一家叫做嘉能可(Glencore),另外還有設立在荷蘭的托克集團(Trafigura)、專長在能源和商品交易、設立在新加坡的維多集團(Vitol)和美國最大的私人公司、主要從事糧食交易的嘉吉(Cargill)等等,它們透過商品價格波動交易賺進大筆收入,大多數時候卻得以隱藏在背後,只有偶爾才會登上媒體。
這些大宗商品交易商的獲利方式說穿了很簡單,就是在某一地買入、在另一地賣出,然後賺取差價,因為賣出商品的一方和買家不在同一個地方,中間牽涉了時間、儲存、運送和資訊傳遞等等步驟,所以交易商永遠可以從不間斷的買賣交易中獲利。
舉例來說,在2020年初新冠肺炎疫情影響,全球運輸和航空幾乎停滯,石油價格也因此跌到底點,甚至短暫成為負數,那時候石油交易商就以低價買進,然後儲存在油槽中,等油價上升再賣出大賺一筆。
根據Javier Blas和Jack Farchy所著的《待價而沽的世界:金錢、權力、及以物易物方式,買賣地球資源的商人們》(The World for Sale: Money, Power and the Traders Who Barter the Earth's Resources)整理,大宗交易商透過四波世界經濟發展而找到獲利機會,分別是一九七零年代中東和拉丁美洲的石油資源,從受限於「七姐妹」到可以自由交易,油價也開始採取浮動定價機制、一九九零年代蘇聯崩潰,讓許多新興獨立國家從計劃經濟轉型到自由市場,利用賣出豐富的天然資源換取政權、二十世紀初中國的經濟成長,工業發展和許多人民湧進各大都市,讓中國對於天然資源的需求大增、一九八零年代全球化和金融機構的大幅成長,讓大宗商品的市場可以快速蓬勃發展。
為了取得大宗商品、搶佔市場地位,交易商願意冒險前進金融機構或國際大公司不會進入的國家,這些擁有豐富天然資源的國家多半位於剛從獨裁或共產國家轉型的新興市場,也讓商品交易商需要運用某些很難稱為合法的手段,和獨裁者、軍閥、企業寡頭等充滿爭議的人物打交道。
「嘉吉公司的歷史就是進入其他人不會去的地方。那就是機會之所在。不管是危機、威脅或是高風險的問題,那就意味著那裡有機會。」嘉吉公司執行長David MacLennan曾經這樣說。
曾擔任嘉能可莫斯科辦公室主管的Igor Vishnevskiy,談到一九九零年代在塔吉克(Tajikistan)承作的幾筆成功交易時,就承認那是因為該國家在當時因為想脫離蘇俄的戰爭,「那是驚人的生意,事實上,正是因為內戰的關係。」
在那些日子,這些「傭金」對設籍在瑞士的公司來說不但合法,甚至可以抵繳稅款,而嘉能可因為身為未上市公司,所以也不用在年報中揭露這些事。
曾在嘉能可擔任高階主管,直到2002年都是該公司董事的Paul Wyler就曾毫不避諱地說,自己曾經帶著裝滿現金的公事包在全世界飛來飛去,包括帶著50萬英鎊到倫敦談生意。根據後來司法部的文件,嘉能可在倫敦和瑞士巴爾都設有用來支付賄款的「現金櫃」(cash desk),前者直到2011年,後者直到2016年才廢除。
近代大宗商品交易商很大程度奠基於傳奇商品交易員Marc Rich手中。Rich在就讀紐約大學時輟學,加入在一九六零和七零年代叱吒一時的大宗商品交易商飛利浦兄弟(Philipp Brothers)成為金屬交易員,爾後在1974年和同事創立了Marc Rich +公司,進入石油交易市場。被其他人稱為「石油之王」的Rich對於原油價格有敏銳的感覺,利用低資本的槓桿交易型態,日後成為許多大宗商品交易商的經營模式。
透過大宗商品交易,讓世界上許多惡名昭彰的獨裁者都是Rich的客戶,包括了古巴的卡斯楚、利比亞的格達費、智利的皮諾契等等,他甚至說自己最重要和最賺錢的生意,都來自違反國際貿易制裁的規定,與當時種族隔離的南非交易。「我提供服務。人們想要賣石油給我,其他人想要向我買石油。我是個商人,不是政治人物。」Rich曾這樣說。
在1979年伊朗革命之後,Rich在美國經濟制裁下依然向伊朗採購石油,並且協助該國逃避相關規定,成為Rich最重要的石油供應商,但這也讓Rich因為逃稅和規避經濟制裁規定,遭到美國司法部定罪,讓Rich出逃到瑞士,並且再也沒有回到美國,而Bill Clinton總統在任職最後一天赦免了Marc Rich的罪行,也讓Clinton自己染上一身爭議。
但Rich依然對大宗商品交易產業充滿影響力,事實上托克集團就是由一群脫離Marc Rich +公司自立門戶的交易員在1993年所設立,而隔年Rich因為在鋅交易上大賠1.72億元,不得不將公司大部分股份賣給另一家交易商,也就是嘉能可國際。
但隨著國際經濟制裁的規定越來越嚴格,大宗商品交易商過往的那些爭議行事也受到更多批評,同時也引來各國主管機關的嚴格檢視。
「那些老派的交易員,Marc Rich的死忠血脈,有些人不懂得這一點,直到他們坐下來和FBI說話。然後他們才會懂。」貢沃爾(Gunvor)執行長Torbjorn Tornqvist這樣說,貢沃爾因為員工向剛果共和國和象牙海岸的官員行賄,所以在2019年支付了9,500萬罰鍰。
「不幸的是,那些一直困擾著大宗商品交易產業。很多不堪回首的事,而且很多,甚至大部分永遠不會浮出檯面。」Tornqvist說。
隨著時代變遷和科技發展,大宗商品交易商的經營型態開始有所轉變,過往那種在商品價格間尋求套利的獲利模式不再那麼輕鬆,包括嘉能可和嘉吉等公司開始更多資產,運用資金建立自己的供應鏈,
「你將不再有發大財的機會,你得要增加很多交易量,利用較小的利潤,賺取適當的獲利,但沒有什麼五光十色。」時任嘉能可執行長的Ivan Glasenberg說。
那時Marc Rich說:「這當然會限制你的活動,但是那是一個他們必須要調整的新策略。」
為了取得更多資本,嘉能可在2011年公開上市,那時他們的公開說明書高達1,600頁,詳細說明了該公司在全球各地的商品交易營運,還有他們在各國的礦產。
但是主管機關並沒有輕易放過這些交易商過往的罪行,他們改從這些公司的經濟命脈下手。
2014年6月,法國巴黎銀行(BNP Paribas)打了一通電話給時任托克集團執行長的Claude Dauphin,告知他該銀行將不再與托克集團往來,包括收回一筆20億元的貸款,這是因為法國巴黎銀行和美國司法部、紐約州南區檢察官辦公室、聯邦儲備理事會、和財政部外國資產控制辦公室認罪,承認他們違反了美國經濟制裁的規定,與古巴、蘇丹和伊朗等國家間接往來,並且將支付89.7億元的罰鍰,那至今還是金融機構支付給美國政府罰鍰的最高紀錄。
法國巴黎銀行已經預見這一天的到來。早在四年前,美國司法部和紐約地檢署就找上他們,懷疑他們與被經濟制裁的國家進行交易,他們也依要求對過往以美元清算的交易進行了內部調查,結果發現的確有大量的這類交易。
2014年2月,他們為了可能的裁罰結果提存了11億美元,但是兩個月之後又說罰鍰金額「可能遠超過」這金額。在年度股東會上,執行長Jean-Laurent Bonnafé說關於裁罰,「尤其是罰鍰金額有很高的不確定性」,那是在他和其他高階主管飛到紐約和華盛頓與美國官員見面之後。
2014年6月初,法國巴黎銀行教導員工要如何對客戶解釋,假設他們的美金清算業務被中止,銀行的營運如何不會受到影響。當美國總統Barack Obama為了諾曼第登陸七十週年造訪法國時,這件事成了他和法國總統Francois Hollande在國宴上討論的議題。
根據相關文件,國巴黎銀行承認在2004年到2012年間處理了包括蘇丹、伊朗和古巴等被美國經濟制裁國家的交易,金額高達300億美元,涉入這些交易的是法國巴黎銀行的商品交易部門,他們進行的交易和石油等商品有關,這些天然資源多半來自非洲和中南美洲的新興國家,因為這些國家原來常是歐洲的殖民地,所以法國銀行在這塊業務上有過往的傳統和優勢,在2006年,這個部門賺進了16億美元,佔了投資銀行部門收入的五分之一。
儘管相關文件中沒有提到托克集團,但提到法國巴黎銀行提供美元融資給一家荷蘭公司,讓後者可以購買原油商品賣給古巴,只有很少人知道,那指的就是托克集團。
自從一九七零年代以來,法國巴黎銀行就是商品交易融資的王者,他們透過短期融資讓商品交易商有充裕資金可以進行交易,他們是托克集團最大的債主,有時甚至包辦了該公司超過一半的融資,而在一九九零年代,托克集團就利用法國巴黎銀行的融資與古巴做生意。
但對法國巴黎銀行來說,這些融資因為是用美元支付,所以違反了美國經濟制裁的規定,為了逃避相關法規,法國巴黎銀行設立了錯綜複雜的「衛星銀行」(satellite bank)以隱藏那些交易涉及被經濟制裁的國家,比方說當一家蘇丹銀行想要把美金匯出蘇丹時,他們會先透過這樣的衛星銀行在內部轉帳,然後再把錢匯給指定的受款人,而不要提到蘇丹銀行的名字,他們甚至清楚地寫下「不要對紐約提到蘇丹!」
法國巴黎銀行其他分行的員工以為他們把紐約分行的同事蒙在鼓裡,但其實後者對他們在玩什麼把戲心知肚明,當另一家歐洲銀行在2005年因為違反經濟制裁規定而受到裁罰時,法國巴黎銀行北美區法遵主管在給同事的電郵中這樣寫道:「骯髒的小秘密不再是秘密了,嗯?」
法國巴黎銀行的裁罰案代表了美國政府對於經濟制裁的重大轉變,從那時開始,美國政府將要運用美元的巨大影響力,積極地追索那些違反美國規定的金融機構和公司,即便它們不在美國,而甚至是設立在美國友邦。
在2006年,美國財政部派出負責反洗錢資恐部門的主管造訪歐洲約40家銀行,美國要傳達的訊息很明確:美國期待歐洲銀行也要遵守經濟制裁相關規定,特別是伊朗。
在收到美國清楚的訊息之後,時任法國巴黎執行長的Baudouin Prot在2007年先後下令要中止與蘇丹、伊朗和古巴相關的交易。
但是當2010年美國司法部和紐約地檢署造訪時,他們手上的證據證明了法國巴黎銀行不但沒有中止那些交易,而且員工故意在交易中隱瞞了涉及受經濟制裁的國家。
根據銀行內部的說法,前後兩任執行長Prot和Bonnafé對此並不知情。「Baudouin一天工作16小時,一個禮拜七天,他試著要避免全球金融體系的崩潰。」內部人士這樣對《華爾街日報》說,但是紐約地檢署顯然不這麼認為,他們在聽證會上說:「這些行為、這樣的合謀,法國巴黎銀行的最高階層知情。」
「這結果應該傳達了一個強烈的訊息給所有機構,不管他們在世界何處,只要在美國做生意,違反的行為是無法容忍的。只要一被發現,就會在法律許可的範圍內盡可能地懲罰。」美國聯邦檢察官Eric Holder那時候說。
托克集團後來並沒有因為法國巴黎銀行斷絕往來而受挫,他們依然透過其他銀行獲得融資,持續進行商品交易,而各國主管機關最後終於盯上了這些商品交易商。
2018年時,媒體報導巴西當局正在調查代號為為「洗車專案」(Operation Car Wash)的行賄計畫,其中涉及嘉能可、托克集團和維多集團,就像它們在其他新興國家的做法,它們利用中間人支付了大約1,500萬元給巴西石油股份有限公司(Petróleo Brasileiro SA)負責行銷和交易部門的主管,這些主管包括在該公司休士頓和里約熱內盧辦公室工作的團隊。
2021年三月,嘉能可的石油交易員Emilio Jose Heredia Collado向檢察官就操弄市場罪名認罪,承認他在2012到2016年間指示其他交易員呈報資料,將標準普爾公司所編製的油價指數壓低到對他有利的方向。
因為大部分涉及燃油價格的交易都是不公開的,所以這些油價指數的資訊多半來自於交易員自願申報的資料,交易員會在每天交易時段的最後30到45分鐘將交易呈報給標普公司,用來決定日終的價格,作為世界各地石油買賣價格的參考。
於是Heredia於是指示其他交易員將價格報低一點,以便嘉能可能夠用比其他公司更便宜的價格買進燃油,比方說將每噸平均515元的價格壓低到每噸471.5元,這讓嘉能可賺進了210萬元的不法所得。總計嘉能可在洛杉磯港賺了8,500萬元,在休士頓賺了2,300萬元。
但這並不是單一個案。四個月後,另一位嘉能可的交易員Anthony Stimler因為違反美國海外反腐敗法(Foreign Corrupt Practices Act)和洗錢等罪名向司法部認罪。
Stimler曾經在2002到2009年間和2011到2019年間在嘉能可工作,負責代表該公司從奈及利亞購買原油。為了以更有利的交付時程購買更高等級的原油,他和其他七位共犯以「報紙」和「巧克力」等代號,透過設立在奈及利亞和塞浦路斯等地的中介公司,支付了賄款給奈及利亞國家石油公司(Nigerian National Petroleum Corporation)的官員。
Stimler很清楚自己在做什麼,也知道其他員工也同樣這麼做。當他認罪時,Stimler這樣告訴法官:「當我要求付款給中介人時,我知道嘉能可的其他交易員同事也在做同樣的事,指示我們的中介人向政府官員行賄。我知道付給中介人的款項有部分會流向奈及利亞國家石油公司的官員。這些款項的目的是要影響這些官員對於奈及利亞政府原油分配的決定。」
根據司法部的調查,從2007年到2018年間,嘉能可在奈及利亞付出了5,200萬元的賄款,但賺進了1.24億元,在喀麥隆,它們用2,100萬元賄款換得6,700萬元收入,在象牙海岸,它們付了400萬元就賺進3,000萬元。
五月下旬,嘉能可宣布和集團子公司就行賄、違反美國海外反腐敗法、操弄燃油價格等罪名認罪,也為「洗車專案」的行賄計畫向巴西當局認罪,總計它們將支付美國司法部和商品期貨交易委員會(Commodity Futures Trading Commission)和各地主管機關至少12億美元的罰鍰。
「行賄已經是企業文化的一部分。」美國紐約南區聯邦地區法院檢察官Damian Williams在記者會上說:「高階主管傳達的訊息很清楚:不擇手段。」
六月下旬,嘉能可也向英國重大弊案檢察署(Serious Fraud Office)就行賄和操弄市場等罪名認罪,它們承認為了取得石油管道,在奈及利亞、喀麥隆、象牙海岸、赤道幾內亞和南蘇丹等五國至少付出了2,800萬元的賄款。
嘉能可在今年二月時就已為了和美國、英國和巴西政府和解,總共提撥了15億元的準備,這次的裁罰也許對嘉能可來說未必是壞事,至少它們可以免除被裁罰的不確定性,光是在2020年上半年它們就付出了5,600萬元的法律費用。
儘管瑞士和荷蘭主管機關的調查還在持續進行中,但它們試圖利用這次裁罰向過去說再見。
在受到司法機關的裁罰之後,嘉能可說該公司已經投注了許多資源在道德和法遵相關計畫,他們花在法遵上的支出已經是2016年時的十倍,全職的法遵部門員工增加了四倍,包括總公司和分公司各有61位和15位全職法遵員工,而且在2020年找到了專責的法遵主管。
除此之外,嘉能可說他們有一位新的董事上任,將會重新翻修公司的員工行為準則,員工必須要接受更多有關反貪腐和市場行為準則的教育訓練,也設立了資源讓員工可以匿名舉報潛在的不當行為。
「我們承認這些調查中所揭露的不當行為,並且與主管機關合作。」去年從Ivan Glasenberg手中接下執行長職位的Gary Nagle說:「這樣的行為是嘉能可所不能容忍的,董事會和包括我在內的管理階層都對我們想要的文化非常清楚,我們也承諾在有營運的地方當個負責任且有道德的一員。」
「我們承認這家公司從前的確有一些不當行為,我們的文化有瑕疵,但我們很努力更正那些。我們想要讓這些調查結束,畫下一條線然後繼續向前。」Nagle在接受記者訪問時說。
但是根據司法部所述,嘉能可在調查期間沒有展現完全合作的決心,它們沒有及時且妥適地處置涉及不當行為的員工,另外嘉能可提出的許多改善措施都還有待檢驗,所以司法部要求嘉能可要經過獨立第三方的監督,後者可以檢查文件、對員工面談、到公司進行稽查,然後將結果回報給嘉能可和主管機關。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儘管嘉能可支付了可觀的裁罰,但沒有一位高階主管因為這些不當行為而被定罪,甚至在司法部的文件中沒有揭露這些涉入主管的名字,儘管可以從描述可以指認出這些人,包括曾任石油交易的全球主管Alex Beard和銅鉛鋅交易的全球主管Telis Mistakidis。
Beard在1995年加入嘉能可,在2007年成為石油交易的全球主管,他在2019年退休,據估計他的個人資產約是19億元。他在2011年同意支付西非中介公司1,400萬元,而且知道這些錢至少有部分會流向奈及利亞。
Mistakidis在1993年加入嘉能可,在2000年成為石油交易的全球主管,他在2018年退休,據估計他的個人資產約是25億元。2010年底,一家醫療公司在剛果民主共和國對嘉能可提起訴訟,主張後者違約要支付1,600萬元,嘉能可在當地的中介人在詢問政府官員後告訴Mistakidis說,需要施加一些政治壓力,不然會很慘,並且要求足夠的「彈藥」。嘉能可在幾天後匯了50萬元,中介人找了政府官員和法官來開會後,回覆嘉能可說「一切都在掌握當中」,讓後者避免了1,600萬元的損失。
「嘉能可的操弄、欺騙和貪腐行為涉及交易員和其他石油交易部門的人員,包括資深交易員、交易台主管,一路往上到石油交易部門的全球主管。」商品期貨交易委員會的文件中寫道。
嘉能可和這些大宗商品交易商真的會因此學到教訓嗎?12億元對很多人來說,也許是昂貴的一課,但對嘉能可來說,其實只是九牛一毛。
受到新冠肺炎疫情慢慢減緩,需求逐漸復甦的影響,再加上俄烏戰爭導致市場動盪,嘉能可在2021年賺進213.2億元,比前一年增加了近百億元,大宗商品交易收入則是37億元。
至於2022年,它們光是在上半年就從石油、金屬和其他商品交易賺進了32億元,已經超越了全年預期,而托克集團則賺進了27億元。
最後承受損失的,可能是那些受到貪腐政府統治的平民。「嘉能可不能會迴避這些罪刑所揭露的事實。這些都是世界上最貧窮的國家,那裡的平民受到貪腐造成的損失所苦已經很多年。」全國資源治理機構(Natural Resource Governance Institute)顧問Alexandra Gillies在接受媒體訪問時這樣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