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最熱門的《花木蘭》真人版電影，招致幾乎是跨越意識形態、政治地緣的一致不滿，不管是白人視野在跨文化上的傲慢、迪士尼在翻拍劇本裡的捉襟見肘、還是製作方對於東方主義的忽略迂腐以及對獨裁政府過於包容的共犯結構等等，無一不是任何價值光譜上的觀眾都大為光火的元素。
導演妮基．卡蘿（Niki Caro），一名來自紐西蘭的白人女性導演及其核心團隊被視為是罪魁禍首，即便導演一再表示她有猶如軍隊般龐大的中國顧問，也難逃在美國以及中國最大的電影評分網站上雪崩式的評分。
其實這部片早在預告首播之後就已經引起許多人的質疑，不符南北文化民情的土樓建築基本上已經替這部片提前領取「爛片」的入門票，而在導演受到諸多來自亞洲的批評之後，她回應道：「儘管中國歷史非常重要，但這部電影還有另一層──迪士尼文化。無論誰擔任導演，都必須同時處理這兩者。所以，我就被選上擔任導演。」
這句話其實也意外點出當前迪士尼的困境，首先是自認為用白人視野中的東方世界故事還能像以前一樣，取得巨大的成功，認為全球的觀眾還能夠對只要是迪士尼出品的故事都照單全收，一副世界的價值觀都掌握他們手中的感覺，因此最後呈現出不倫不類的東方主義式地景敘事毫不意外，對場景佈置的囫圇吞棗，如此架空又玄幻神祕的中國，完全展現出主創方根本對中國文化沒有深刻的理解去將其底蘊進行有意義的改編。
另外則是對於「女性賦能」概念的強行嵌合，近十年以來，迪士尼在將過去那些耳熟能詳的女性／公主動畫真人化時，為了要更「符合」當代的觀眾，將許多女性角色給重新刻畫一遍，加入女性覺醒的描述來對電影的翻案，包括《魔鏡夢遊》、《黑魔女》、《阿拉丁》等等，而這放到《花木蘭》上完全行不通，其中一點便是對於「孝」的錯誤理解，這對身處儒家文化圈的亞洲人來說根本是諷刺，李安就曾說過他不會教導他孩子孝順，只會教他如何去愛，就是因為孝順在當代已經腐爛變質成各種不平等的情緒勒索。
而這樣的爭議對導演妮基．卡蘿來說，卻不是第一次了，她在2002年享譽國際的作品《鯨騎士》，早就已經有上述兩點的爭議了，當時也用「迪士尼幻想世界」（Disney fantasyland）的詞來批評片中的一切設定，只是毛利社群並未形成反對的共識，再來就是大洋洲地區的影響力並不能撼動歐美影視界。
批評者早已經指出在《鯨騎士》中的背景，仍是在白人視野想像中「高貴野蠻人」的架空社群，錯把被殖民者形塑出來的陽剛父權制度視為毛利人的傳統文化，並且在片中淡化甚至是消失白人殖民者的身影，好讓小女主角的「西方女性覺醒」的敘事能夠有如打怪一般，最後破除父權的枷鎖，歡喜加入西方女性賦權路線的故事結局，完全不去顧慮毛利文化本身存有的能動性。
如今在「政治正確」的大纛下，性別議題很常被拿去檢視世界各地的文化產物，但是最令人諷刺的是，在與族群議題交織之後，主流性別議題背後可能因為壓制或忽略族群中，正在萌芽並帶有文化內涵轉變意義的性別議題，而成為另是一套殖民式的邏輯，一般來說性別議題下父權體制對女性任何在空間分際的處境，應該可以聯繫到殖民社會對原住民族社群的傾軋和妥協，若一概而論的將傳統文化視為陽剛霸權，必除之而後快，當然時就會被族人所批評。
另外，這些批評者的論點其實存有「新大洋洲運動」（New Oceania）的內涵，所謂的新大洋洲運動是由薩摩亞裔作家Albert Wendt在1976年在一篇〈Towards a New Oceania〉文章所提出，對於大洋洲殖民歷史的新創見，藉由認識自身歷史以及誠實認知殖民所帶來的影響，直指殖民制度化後為何島民仍迷失自我的癥結點，並希望走出一條新大洋洲文化的蹊徑。
換句話說《鯨騎士》的缺失就在於仍然深陷在揮之不去的殖民遺緒裡，將充滿延展性的毛利族文化窄化為西方敘事下的殖民語言，講述成毛利男性對其婦女的暴力壓迫的簡略故事，好用來闡述他們是由蠻力統治的低級文化。
跨文化的敘事確實不簡單，尤其現在原住民族進行自我書寫已是新潮流，但第一步放下固有價值觀的傲慢，對迪士尼這個商業巨獸仍舊困難的話，這個世界要尊重善待少數族裔的路程就還很長。
現在剛好是正值中國崛起的緣故，迪士尼為了討好中國這個市場，不惜迎合其不民主的審查，將這部片搞得不倫不類，面對強勢多數的群體，即便龐大如迪士尼也都不得不屈就，假設今天毛利族群是全球前幾大族群的話，當初的《鯨騎士》便會像今天的《花木蘭》一樣，即使有看似「進步」的性別觀點，但其實仍是一種再殖民。
我覺得《花木蘭》，應該說亞裔／亞洲人是幸運的，這次前所未有的失敗，或許會成為一種契機，促使好萊塢在著手於類似的電影劇本時，能夠記取《花木蘭》教訓，即便我自己都覺得渺茫，但是可能同時也會讓世界的電影工作者警惕，在進行非自身文化的敘事時，必須做到至少不會得罪該族群為最基本；而少數族裔在進行自身文化敘事的時後，能更有勇氣向世人說出真實的自己。
本文刊載於《幼獅文藝》2020年十月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