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生您好，你的面試通過錄取了。請你星期一上午來報到，記得帶你的身分證件與相關資料。」
在他三十歲的時候，曾經失業了一段時間。接到這通電話時，並不像畢業時候找到第一份工作那樣躊躇滿志，反倒是攤了一口長氣。彼時，他剛走出二輪電影院，裡頭電影片尾曲《有無》還在廳內迴蕩著。
那是一份小型商業出版社的文件編譯工作，挑戰性其實不高，薪水也就跟著物美價廉。只是工時長了點，常常早出晚歸。那時候他想的是，總比每天一早出門坐在圖書館，不然就坐在公園發呆地好。後來沒多久，原本那個組只有他的編譯工作，來了一個前輩，但也是最近面試進來的。前輩講話滿客氣斯文的，娃娃臉看不出來比他大了十歲。是後來熟了才知道，原來他是 1976 年出生的摩登少年。雖說如此，前輩斯文的外表談吐下有種憤世嫉俗，總讓他想起女人香里的 Al Pacino。
那種憤世嫉俗似乎是他能體會的。
那段時間的他，幾乎跟高中大學以來認識的朋友斷了聯絡。人與人之間的來往，是很現實的。往往會選擇跟你當個朋友，是因為你有那個價值當其炫耀的鋪墊 ─ 「我的身邊都是一些很有才華的朋友」 ─ 除非，你的價值是能夠讓其展現慈善寬容的一面。記得以前念書的時候，有個殘疾同學身邊有位 BRO 朋友算是顧前顧後，但跟兩位都算認識的他卻心底清楚，那個 BRO 只有同學出現的時候才會去推輪椅，平常大家根本不熟。
記得失業那段時間，他坐在公園吃著冷掉的午餐。廢話，便利超商的御飯糰本來就冷的。以前學生會的學妹剛好跟同事走過，正當那個像流浪漢的他想要躲起來時，那個學妹跟他眼神交會就厭惡又裝作不認識的跟同事避走。若干年後，在國外某次的國慶酒會，才恰知學妹早在海外嫁做貴婦，端著紅酒跟長得像 Richard Gere 的翁婿主動向他打起招呼，而彼時的他已經算是文青圈小有名氣的作家。
那個 1976 年生的前輩可能也是如此吧。每次提起學生時代的往事，那些參與學生運動的風起雲湧，曾經的革命夥伴都已經是大學教授、立法委員還是雜誌封面的創業家，而他只能在這邊為了微薄的薪水敲打著沒人會讀的旅遊簡介。每當前輩到那些陳年往事，他們倆人下班坐在林森北路巷裡的小吃攤，前輩只能深抽一口大衛杜夫，凝盯著那碟滷大腸跟凍豆腐。
他明白，前輩那是一種不甘願。
不過，前輩可能是忘情不了當年的意氣風發，每個月都會約他跟幾個網友在租屋處開起讀書會，不過來的很多是些怪人。但他也不方便說什麼，因為他一直也是所謂的孤魂野鬼。
因為前輩住的地方離景美夜市很近，每次前輩提說要開讀書會的時候，他總回：
「學長你又要開萬隆會議了是嗎？」
前輩狡猾地回了一笑。「你這小子。」
記得有一次來了一個年輕人，可能以為是那種讀書會，就開始歌功頌德：
「台灣社會貧富差距那麼大，年輕人買不起房。乾脆讓對方來解放清洗階級鬥爭。」
「你他媽的一個韭菜腦子進水是不是，對岸打過來你第一個當砲灰，戰爭那種燒殺擄掠，你以為投降就不會對你怎樣是不是。你他媽給我滾。」
前輩氣得手指上的菸灰彈在那個年輕人的臉上，手上那本 Barrington Moore, Jr. 的書就砸在門邊。
「也是，反正我們都韭菜命。真的遇到也只能槍桿子拿起來幹到底。」
前輩一個人叼著菸走到陽台。二月底台北的雨霏綿綿，點點滴滴打落在前輩不成調的哼歌裡：
「無謂問我一生的事，誰願意講那失落往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