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淺談）自從2008年金融海嘯以來，全球陷入通貨緊縮的陰霾之中，民眾從擴張信用消費，轉成為壓低支出的生活模式。時任美國聯準會（Fed）主席柏南克（Ben Shalom Bernanke）的藥方就是以寬鬆的貨幣政策來提振經濟。
傳統的貨幣政策走到盡頭，利率已經逼近於零，柏南克再以量化寬鬆政策（QE）也就是印鈔票，迫使銀行擁有「大量準備金」，變相讓利率成為負數，間接讓銀行放低授信標準，吸引更多客戶借錢購物、擴大投資，企圖以「消費推動生產」讓疲弱的經濟重現活力。
不過，十多年來以美國為首的歐美日等經濟體（排除中國）經濟成長仍相當低靡，經濟學家對其政策多所批評，褒貶不一。主要因為先進國家的跨國企業吸納大量熱錢，選擇前往新興市場僱用廉價勞力、設廠建房，雖然拉抬當地經濟成長，但卻使母國就業人口遭到排擠，不但無法推升產業升級，還造成產業外移的現象。
其中，日本為經濟乏力通貨緊縮的典型的案例，其陷入長期的經濟蕭條，民眾除了日以繼夜地償還上世紀的資產泡沫化的負債以外，綜合社會氛圍，日本大舉由消費轉向儲蓄，加上人口老化，過剩的物品日益乏人問津，形成了產品越來越便宜的困境，伴隨需求衰退業者跟著縮減產能、減少僱傭，致使惡性循環成為日本經濟疲弱之沉痾。
美歐日等多地長期大量印鈔票的後果，沒有大幅推升經濟成長，反而造成銀行囤積大量的貨幣，卻又沒有人借貸的詭異現象。直到了2020年疫情爆發，全球各地港口陷入停擺，由「供給面」推動通貨膨脹快速竄起，也就是產品卡在海上，無法送入消費者手中，導致大家紛以更高價格購買產品，推動物價上揚現象。
起初，美國聯準會認為由「供給面」推動的通膨，會隨著疫情趨緩，供需穩定後得到解決，因此現任聯準會主席鮑爾（Jerome Hayden Powell）始終對外宣稱，經濟的頭號敵人是「通貨緊縮」而非通貨膨脹。
不過，隨著供應鏈趨緩、各地解封，鮑爾才驚訝地發現，美國民眾、企業竟然開始大量借貸，銀行積累壓抑多年錢，如洪水般傾瀉而出。經濟顯得火燙非常，銀行於彼此競爭的情況下，紛紛一降再降授信標準（台灣有一陣子也是如此，大量銀行、資產公司會打電話來問要不要借錢），使得許多信用不良的民眾、瀕臨倒閉的僵屍企業得以輸血，起死回生，扭曲了產業供需結構，投機、信用擴張成為家常便飯。
這時由「供給面」推動的通膨，頃刻之間轉變為由「需求面」所拉升之通膨，助長包含不動產在內的各類資產飆漲，短短半年，房價、租金和二手車價格直線上升，美國面臨資產泡沫化的巨大風險；其中更險峻的是，透過擴張信用獲得大筆資金的美國民眾，居然延遲了疫後「復工」的時序，再度惡化「供給面」推動的通膨，最終造成「供給、需求的雙引擎式的螺旋通貨膨脹」。
在此危急之際，俄羅斯看準了美國的弊病，順勢發動對烏克蘭戰爭，以能源為武器，向美國助燃通膨的火種，倒了一大桶汽油，讓它燒得更旺，惡化得更快。美國聯準會為了避免走入資產泡沫化的窘境，旋即借鑑1980年代時任聯準會主席的保羅沃克 （Paul Volcker）的作法，兩害相權取其輕，選擇快速且連續升息換取「經濟軟著陸」，避免物價、失業率快速飆高，扭轉其走向國家崩潰的十年大蕭條之歷史變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