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影《餘燼》是好心成壞事　和解不成更對立

電影《餘燼》是金馬獎最佳導演鍾孟宏的新作，由一群台灣優秀的演員主演：張震、莫子儀、許瑋甯、金士傑、劉冠廷、陳以文、王柏傑、李銘忠。電影劇情從一起兇殺案展開，在查案的過程中，抽絲剝繭台灣白色恐怖的真相，電影要傳達的核心主題是「理解」。

某次映後座談會，鍾孟宏說，創作劇本時天真認為，《餘燼》會是個和解的故事，後來才恍然明白，和解是不可能的，這是巨大志業，他做不來。他強調不要說和解，連理解都很難，更不會有諒解，所以僅能做到讓台灣人了解歷史，因此拍餘燼時，從未想過要在哪個位置或角度詮釋，他的意思是，電影無意要站在白色恐怖加害者、被害者，或哪個政治角度詮釋。

不過，我認為，鐘導不能否認《餘燼》的誕生，就是一種政治宣稱，勢必要被政治解釋，無論和解、諒解還是了解。電影若涉及終止仇恨、放下過去等意涵，就會削減另一群人的政治主張，情況會更顯得複雜，道理到很難說得清楚，還要講求描寫技藝，更是難上加難。

文本一旦用力過猛就會有替加害者洗白之嫌，容易被理解為替加害者洗白，甚至淪為歷史共犯的境地；若過於輕描，則陷入不痛不癢的流水之作，則失了大師的名聲。這類題材如何平衡是所有創作人的艱困考驗。

我認為，這類題材的創作者大多是左右為難，兩面不討好，甚至是飛蛾撲火。如果那麼好放下，人類早已無仇恨，世界也不會還烽火滿天。所以在論電影拍攝等技藝的優劣前，只能給鍾導一個大拇指說：「你很敢、很勇喔！」

回到電影本身，我認為《餘燼》的最大問題是「和解不成反而更對立」。這樣的結果和電影主題背道而馳，相當失序。若按鍾導的鋪排，白色恐怖受害者莫子儀們和加害者金士傑們，理應成最要琢磨之處，但是電影卻在張震和劉冠廷上過度用力，電影既不成為類型片，又無法講好沉重的劇情，岔出愛恨情仇如細毛單薄多餘，劇情雜亂，觀影者坐困在餘燼之中。

《餘燼》失序的主因，來自於思考上未給出一套邏輯和觀點，能夠說明普世價值，只能在國族、政黨裏頭打轉。我認為，鍾導要表達的是，威權體制下的所有人並非都是邪惡的。有時基於某種善意，創作者也希望受壓迫者能走出傷痛。但問題電影思想單薄得像張衛生紙，既無法讓觀影者同理為威權服務賣命的特務金士傑們；反而讓他們像是在狡辯，承擔原罪，我們要問，難道那種滲入三代的悲劇，僅能以金士傑的一句台詞：「都是信仰害的」而帶過嗎？

鐘導陷金士傑們於不義，話語如既得利益者、勝利者的洗地之詞，再加上電影反覆操演受害者的悲情，先讓觀影者極其同情受害者，再帶著我們反噬金士傑們，這是巨大的觀點問題。

在討論轉型正義前，我們必須有個哲學性的共識：「從正義出發，任何人類在極權體制盲從也是一種邪惡，人類無權也沒理由逃避思考的義務，並暴行視而不見，甚至合理化自己的行為。」這樣的思考是為了防止下個極權誕生，不讓威權復辟。

雖然，我悲觀認為，所有和解都很困難：無論是政治、宗教的、性別的都很難，人類永不會有和解的那天，只是被更新的暴行掩蓋，淡忘了那個被時間沖刷的痛苦，真正受苦的人太累了，生命也太短了，以致無法一一細數那些傷疤。

我知道，人類的和解很難，但歷史上仍有許多偉大作品，在動刀動槍前，先喝口水，冷靜冷靜緩一緩，想一下有沒有什麼怪怪的地方。例如，名作家喬治歐威爾的著作《動物農莊》，以擬人的動物拆解假烏托邦，打破統治者與被統治的二元結構，思考人類追逐權力的本質，看完後我們不得不思考「那些被壓迫者哪天上台了，是不是也幹和壓迫者同樣的事？」好像是？人類若有這樣的本性，會因為你是什麼種族，什麼性別而改變嗎？人類為什麼要追逐權力呢？

還有，奧斯卡入圍電影《兔嘲男孩》，描寫孩子視角下的希特勒，直視極權如何滋生，如何崇拜領袖，電影讓我們不僅僅是同情被害者，還有稍微同理主角納粹環境下成長的男孩JoJo，理解他為什麼崇拜希特勒。這是否讓人不禁反思，我們是否也可能在類似環境下變得盲從殘酷？電影中JoJo和釋放被關在牆壁中的猶太女孩的麥肯錫時，他們四分五裂街道，彼此相視互笑，手舞足蹈，我們不禁想了一下「一直恨下去，還是先跳一下舞？」

《餘燼》有這些空間，讓我們彼此凝視，思考一下嗎？

最後還是要說，人類的盲從，放棄道德，無法同理他人痛苦，其實就是邪惡，我們不能以平庸開脫，若自成無情的工具，就得放棄人類享有基本權利。鐘導要主張理解、和解是沒有問題的，我認為任何一個人，有勇氣觸碰如白色恐怖等議題，都值得先給予鼓勵。我們不當上帝，因為審判太疲累，而且思想和觀點經過辯證，才更接近真理，但前提要先有東西啊。

所以電影拍不拍、怎麼拍，他有選擇，至於和解不和解自己作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