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訪新加坡

來新加坡的晚上，和老闆吃完飯後閒著無事散步到著名的Marina Bay，看到了對面Raffles Place，映入的就是照片上的景色。

其實亞洲的先進金融城市都有類似的風景，上海的陸家嘴、香港的中環金融中心等天際線都很驚人。我都開玩笑的跟當地的朋友說:把View做的那麼好應該都是為了跟裡面的員工說『這裡View那麼好，不要回家了繼續加班吧。』

但如果仔細看看，幾乎想的到的金融機構都進來了。這還是看的到的，裏頭想的到的想不到的基金還有各式各樣的家族辦公室更是不計其數。

因為在金融產業的關係，對於經濟與整體金融政策的改變比較有感覺，光直接平比新加坡與台灣有點難以比較，兩地的產業結構有很大不同。台灣產業還是以科技業(尤其是科技製造業，代工模式等)為主，而新加坡則是以金融為主體(但近年新加坡政府也提供非常低的租稅優惠等吸引國外科技業投資)。

但我更想說的是兩地的政策落實執行力的差異。

可能很多人不知道，台灣其實早期80年代90年代時期也曾經歷過外資遍地，台北整條敦化南北路都是各種想得到的想不到的外國銀行，外界號稱台北華爾街。然而進入00年後，外資紛紛撤離台灣，不然就是縮小營運規模到小到不能再小的狀態。其間當然很多因素，區域間經濟實力的消長讓外國公司評估在台灣的投資規模大小是一，台灣本地因金融機構惡性競爭導致的利差縮小等是二等。但政府往往似乎都拿不出有效的對策，又或是拿出了計劃卻欠缺執行力。舉例而言，90年代的亞太營運中心、以及近幾年的國際理財中心等，往往都是雷聲大雨點小。說得很天花亂墜，但執行起來都覺得很可笑。重點是什麼，新加坡政府也想到了，而且幾年過去，上面得的東西，都跑去新加坡了。

其實說也正常，台灣因為有著特殊的地緣政治風險，自然要吸引投資都會有所顧慮，但就算是相對平穩的2015年前，外資金融機構還是寧願用外部看台灣的方式，在香港或新加坡設立辦公室，找幾個台灣人來負責台灣客戶而不願直接投資台灣本地。嚴格的外匯控管穩定了國內的物價與匯率，但讓明白的人知道要搞什麼金融中心就是個說好聽的口號而已，畢竟錢要走要留都困難重重，資本要如何流動？而當金融都變成自己人玩的遊戲，要當什麼國際不管什麼中心根本就是笑話。

但儘管知道困難重重，但每每回頭看自己家鄉內心總是覺得恨鐵不成鋼，畢竟困難時時有，每天提困難大家就躺平就好了。

30年前，台灣國民平均所得與GDP還超越新加坡，新加坡樟宜機場最早還是參考台灣的桃園中正機場。但三十年過去了，台灣檯面上的政治人物開口閉口都是要學習新加坡，從教育到住屋，但真的落實的有哪些? 舉例而言，台灣近年大幅地說要蓋公共住宅，就是希望學習新加坡的組屋政策來平抑房地產價格，但對於大多數人在意的非公有住宅祭出重稅的配套卻不敢下手，這樣真的有效嗎?

當然凡事也不能只看這些，台灣這幾年也不是白活的。驕傲地說，在華文的世界中，台灣是唯一少數真正做的自由開放的社會，因此文化底蘊在不自覺中發展，從流行音樂到書籍電影、甚至一般人討厭的政論節目都成了某種形式的文化輸出。慢下來的步調讓台灣生活壓力也相較輕，相對於生存，台灣人更多的是在生活。先進的半導體產業讓台灣在尖端高科技製造業上佔有了一席之地，TSMC的存在讓大家都知道台灣在半導體是No1。但我懷疑的是，這些似乎都是過去的積累，而欠缺了下個產業政策的方向。相較於新加坡在想What’s Next，台灣就好像總是明天再說。新加坡人總是笑說新加坡人是『驚輸』，提到台灣都說都說台灣很『舒服』，雖然無惡意，但在身為台灣人的耳裡都覺得有點諷刺，好像也應證了許多的現況。

這次來新加坡見了許多本地從事金融業的朋友，跟上次來不同的是，這次見的大多是新加坡本地人，還有一些從香港及台灣來的朋友，共同的感覺是，亞洲所有的金融業白領似乎都一窩蜂往新加坡前進，新加坡的國際金融地位再向上提升應該是可預期。但要取代香港應該也沒那麼容易，畢竟港股有著中國資金的加持，但在境外理財這塊，新加坡應該是無懸念了。

不是說我們要變成新加坡，但我希望台灣能更好，不然每每看到台灣的精英只能選擇出走心裡總是覺得有點難過，總不能老是靠對家鄉的情感與使命讓人留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