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到比利時，不得不提的是薯條事件。
生活在德國吉森，確實有許多練習德文的機會，根深心底的害怕與自卑，擔憂自己文法不對、發音不好，擔憂盡力仍不能理解對方的話語，最終，往往決定使用英文，即便偶爾會被無禮對待。
記得曾駐足於Marktplatz的隨意一間炸物小販，躊躇著，盤算如何點餐，無聲練習著數字與形容詞大小的德文，同時，學習到新的食物單字，Pommes，薯條。我捏著錢包，遲疑著要說French Fries，或是入境隨俗，說一次Pommes。
一對年輕情侶搶先上前，開口要一份French Fries。
背對著店家，我故作無事，卻是在側耳傾聽。
「我不是賣French Fries。」老闆稱得上體貼，也使用英文。
「是，我就是要這個。」他語帶困惑，眼角餘光瞄見他手指著金黃的薯條，他重述，「這個，一份French Fries。」
「這裡不是法國，沒有French Fries，這是Pommes，他們不一樣。」
錯愕之餘，感到啼笑皆非。對比男生顧客的迷茫，我顯然鎮定許多，壓抑不住嘴角，想笑。
漫無目的晃進書店角落，不顧流量的節省，我低頭搜尋關於French Fries與Pommes的爭議。
美式英文稱作French Fries，我們朗朗上口的；英式則是chips，經常伴隨炸魚一起出現；Pommes則是德文的名字，可能是為了避免牽扯，也可能是比利時與德國接壤，語言流傳，比利時多是看見Pommes的用法。
比利時表示，早在17世紀，比利時在河邊居住的居民，平常的飲食就是將河邊撈到的小魚炸來吃。當時這個區域受西班牙殖民，被稱作「西屬尼德蘭」，而西班牙在16世紀從美洲引進馬鈴薯。也因此，當冬天沒有魚的時候，當地居民就把馬鈴薯切成像小魚的形狀，下油鍋炸，慢慢演變成現今的薯條。比利時歷史學家JoGerard宣稱，在1781年，自己祖先寫下的家族手稿裡就記錄著存在百年的薯條文化。也因此，比利時人決定將薯條的發明年份訂在1681年。
比利時人還提到，薯條的英文之所以叫French Fries，是因為在一戰期間，美國大兵來到比利時的「法語區」，享受了薯條的美味。當時比利時的官方語言為法文、德文和荷蘭文，因此美國大兵有可能是聽到對方講法文，誤認他們身處法國，便回家後稱這個美食為「French Fries」。[1]
閱讀資料至此，眾說紛紜，當時我一笑置之。記取了教訓，招牌上面撰寫什麼名稱，只管照著念，估計不會錯了。
但是，在飄著綿綿細雨的安特衛普，路過人來人往的熱鬧廣場，我們看中一間大排長龍的薯條店，不免俗地走進隊伍。
比利時薯條一眼可見與台灣普遍存在著鮮明差異。
先是，台灣速食店會給予過多的沾醬，額外要求多一分的人數也不少，店家通常不會拒絕，然而，歐洲國家的卻是需要另外支付，0.5至1.2歐元，依照選擇的醬料有所不同。尺寸也相較台灣的長且粗，倒在餐盤上非常上相。
你說，我怎麼稱呼薯條。當然是，Pommes。
品嘗來到世上二十載間最好吃的薯條，雖然對不起安特衛普的景色，不得不承認，回憶裡，安特衛普近乎要與薯條的畫上等號。
色香味俱全的印象，卻被夜晚旅館的盥洗室狠狠打破。
回到旅館的時間偏晚，我們蜷在一樓吧檯吃外帶回來的墨西哥捲餅，一面恍神，偷聽臨座的其他人說話。真正進房間準備洗澡已經十一點，公用的盥洗室早歷經無數人的洗禮。
環境並不是很好，於我來說，只是瞧一眼便全身起雞皮疙瘩，有一瞬間衝動要放棄洗澡，關在裡頭抱頭崩潰很久。進出不下五次，深呼吸與長長吐氣，糾結要如何開始。
盯著赤腳踩在布鞋上的雙腳，始終不能說服自己落地。
因此，發覺自己有小小的強迫症，沒辦法光腳踩踏地板，任何地面，唯有熟悉家中的除外。後來記起小時候學游泳的過程，又是一陣雞皮疙瘩，無法像像自己過去如何踩在磁磚上，磁磚與磁磚間的縫又是掀起一陣惡寒。
默唸咒語似的，溫聲告訴自己「忍忍、沒事」，可是怎麼會沒事。
平時能好好洗上至少二十分鐘的熱水澡，今日好似捱不到一分鐘，會發現不自覺踮起腳尖或縮起指尖，十五分鐘不過便逃難般奪門而出。
以後絕對不能為了省錢預定這樣的旅店，我的睡眠品質不算差，被打擾的程度不高，只是，這樣的洗浴環境真的驚心動魄。
每趟旅程在廣泛定義的玩樂底下，其實，藏著許多的挑戰與自我覺察，漫長的車程及夜深人靜的時刻，與自己的對話都在這樣的狹縫裡。
有時候，探索自己會感到難受，揭露自己不曾正視的難堪，那些急於撇清的念想，逐漸明白，原諒與善待確實困難。
尤其對象是自己。
[1] 〈從比利時跟法國鬧上聯合國的「薯條起源地」大戰，一窺薯條的歷史〉，風傳媒，2019年3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