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罩作為後疫情時代與疫情轉向日常化的辯證：口罩的視覺分析

自從2019年12月01日於中國武漢市傳出第一例 COVID-19 確診個案後，此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的疫情便開始傳播至全球各地。從2020年開始迅速擴散，直到2022年各國開始採取與疫病共存的政策後，才算是這一波長達三年的疫情稍微告一個段落。作為以變化快速為特徵的當代社會，對世界各地而言，這二至三年的疫情無疑帶來諸多影響。從政治、經濟、社會，到教育與科技發展等面向，都深受影響而不得不發展出新常態（new-normal）的生存模式以應對疫情。到了2022年，最初發展的「新常態生存模式」已經作為當今人民的「常態生存模式」。在這樣的背景之下，從政府機關、教育單位再到各個活動舉行等場域皆出現以「後疫情時代」作為宣稱的標語或宣傳。但是，我們是否真的走向了所謂的「後疫情」？對於「後（post-）」的論述與宣稱，真的已經實踐與發生了嗎？

本文試圖從「後疫情時代」與「疫情日常化」二個面向切入，結合口罩的視覺分析對我們身處的當下與論述進行辯證。關於口罩的視覺分析，本文將會由 Foucault 提出的全景敞視（panopticon）與規訓（discipline）概念作為取徑。針對大眾行為分析，對我們究竟身處「後疫情時代」抑或其實是轉向「疫情日常化」進行辯證。針對疫情下群眾走向符號的集體瘋狂（insane）化，本文亦會從語言表徵的符碼凝視面向論及趨於信仰外部可見性（visibility）與抵制內部透明化（transparent）的行為。

疫情的肆虐之下，口罩被當作是擋在第一線的保衛者。對於人類個體而言，在病毒的物質性入侵下，作為物理性防禦的第一道牆。而根基於如此的信念（以及不斷地宣稱和訊息傳遞），口罩開始被視為是疫情社會之下必備的物品。從客觀事實上來說也是如此，自從疫情開始蔓延，不論是臺灣國內的政令宣導或是其他國家的應對措施，都能夠看到口罩作為重要角色的出現，甚至可以說是不可或缺的物件。對於口罩的重視同樣顯現在民眾對於疫情的生活應對策略設計之中，大約三年的疫情，口罩作為物資缺乏的標的是發生在最早期的事件，後續才有其他的議題，如對於疫苗的爭論等。

口罩作為疫情或是疾病在生活層面的積極應對策略，在臺灣絕對不是不熟悉的景象。早在2002年的 SARS 疫情肆虐期間，口罩就已經成為臺灣人民對於疫病的反射認知，而這也是在此次 COVID-19 疫情中不時被提出的論述。基於上述的社會背景，疫情與口罩的聯繫已經相當明確，幾乎無法脫離彼此的特徵也使得疫情社會與口罩產生強烈的網絡連結。這個無法輕易脫離的連結在後續的分析之中會扮演相當重要的角色。

「後疫情時代」是當今常見的論述，但誠如本文的其中一個問題意識，希望能夠叩問我們是否真的走向「後疫情」了。關於此詞是否確切、恰當的爭論，從源頭分析的話，其實自後殖民主義（post-colonialism）、後現代主義（post-modernism）、後結構主義（post-structuralism）等思潮以降，「後（post-）」的概念才開始被普及運用到各領域中。而上述的思想流派，原則上是根基於以下的諸多事件，包含法國的五月風暴（Mai 68），發生在1968年的春夏之交，為期七週（05月02日至06月23日）；當時仍被蘇聯統治的捷克斯洛伐克發生的布拉格之春事件，時間在1968年（01月05日至08月21日），約莫持續七個月半；還有美國本土的反越戰（Vietnam War）運動、反戰和平運動（anti-war and peace movement）等；以及非裔美國人的民權運動（Civil rights movement），一路從1954年發展至1968年；還有二十世紀下半葉以美國為中心發展的反文化（counter-culture）、性革命／性解放（sexual revolution/sexual liberation）、嬉皮（hippie or hippy）文化、搖滾／搖滾樂（rock and roll/rock music）、女性主義（feminism）等各種二十世紀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全球各地開始對於人類文明、物質文化、科學與科技等面向做出反思和論述的發展。在這樣的歷史背景下，後殖民主義、後現代主義與後結構主義等思潮在1950年代開始有不少的論述先聲，而後到了1960年代，相關的思潮與理論、著作等文本論述便全面興起。

根據「後（post-）」的論述根源爬梳，在特定字詞前綴此字，幾乎都是將事件切割、定位為一個有時間結點（甚至是結束點）的主體，如後殖民主義批判殖民主義、後現代主義批判現代主義、後結構主義批判結構主義等。但儘管上述的思潮和論述被普遍認可，仍然有不少針對後殖民、後現代與後結構的批判。因為殖民主義、現代主義和結構主義仍然存續，究竟是否已經邁向「後」已是一個疑問，其實甚至連支撐批判殖民、現代主義、結構主義的論述也無法擺脫論述限縮於殖民、結構和現代主義的範疇。

從「後（post-）」的分析回到對於「後疫情時代」的宣稱以及口罩作為時代特徵的論述，基本上「後疫情時代」是將疫情視作特殊的、具區別性的事件或時代分界，並將論述的時空背景作為與疫情社會歧異的情境。將疫情作為已經跨越過的事件，一如後殖民主義的批判，即便當今許多地方仍然被殖民主義束縛、禁錮，使用後殖民來敘述的確是不夠精確也不夠恰當的說法。另外，雖然口罩作為視覺性的表徵能夠使觀察者明確得知人類群體行為的徵貌，但即便根基於此觀察，當今仍然尚未脫離疫情時代（在本文後續會論及相關的人民自我規訓操作，在此先不贅述）。當前對於後疫情時代的宣稱還是來自於國家權力機構的運作和政令實施，甚至只是某種對於未來的想像。但當今已有數量龐大的論述使用「後疫情時代」一詞，不論是根基於擁護國家權力施展還是對於想像的自我安慰，倘若認為當今已經走到了想像中的社會情境，都是不甚恰當的論述。

疫情社會形成了一種別異空間，它作為一個位處人類群眾之中支配性的位置，在對於此別異空間中的考察面向，主要針對抵抗視覺概念的部分討論。從視覺面向而言，當生活於疫情社會之下，人類個體都被賦予許多特定符碼（口罩、酒精等），但倘若走向日常化，代表這些符碼的標誌秀異特性即將消逝。即便當今仍在疫情社會，但人類社會邁向日常生活化的結果就是許多符碼的外在表徵開始發生變異。在這之中，符碼的存在即為視覺概念的寄託，疫情社會對於這類型的視覺概念在時間長達三年的疫情之下，可謂相當敏感。但邁向疫情日常化不可避免的即是視覺可見性物件的變異，因此在這部分疫情社會與可見性符碼展開了論述的戰場。從疫情社會與可見性符碼的爭論之中，另一個面向的討論便是人民作為接受控制的個體，並且位處於消費性的官僚社會中，可見性符碼的物質化特性促成消費與資本概念的興起。官僚體系在這之中也同樣產生制度化、結構化的功能，有疫情社會作為控制群眾行為的前提，人民被安順地安排在這個官僚結構中。但是隨著疫情走向日常生活，人民對於可見性符碼指涉功能的的異化將會逐漸達到高潮，朝向多元性與雜異性的符號意義賦予場域。異化的發生將作為人類個體對於無法擺脫的結構（疫情社會），表現出自身的能動性。

疫情社會之中，人類個體或群眾的視覺體驗將成為消費性、經濟性服務革命的主戰場。作為人類個體與外界溝通的符碼，如口罩這類商品是在疫情社會過程中的可見外表。而趨向資本化的群眾認知將能夠被拱上檯面的物件視為信仰，而這些日常生活中的物件化為符碼導致它們就像被崇拜的偶像，站在一個全知、無所不能的位置。特別是在臺灣社會的實務經驗之中，這樣的符碼信仰甚至導致立體社會全面走往扁平社會。只因為多元並立特質的社會建構直接被資本建構之下口罩作為符碼信仰的影響，從原先逐漸立體的社會空間瞬間變成二元論述的場域，整個社會攤開成扁平、只容許放置正反言說位置。當然，就算疫情社會中符碼信仰產生不少問題，但不可否認，源自社會中群眾與人類個體的能動性開始在疫情達到某種（大眾認知的）相對穩定狀態後展現。在個體或群眾能動性展演的場域，面向情境化社會的論述當中有許多部份來自 Lefebvre 對日常生活、大眾消費和城市環境作為日常革命場所的強調。而疫情的特性轉向，臺灣社會邁向日常化的疫情生活，同樣在疫情社會相關的論述革命中，體現了「疫情日常化」論述並非展現人民的生活，而是使「疫情日常化」作為人民能夠存活於其中的社會情境和空間。

從疫情社會、口罩作為可見性符碼，以及後續各種社會空間手段操作的敘述，「疫情日常化」的論述是相對於「後疫情時代」將疫情視為時代分界、隔絕於現世的事件等論述。「疫情日常化」主要著重於將疫情的發生事實視作日常生活的延伸變異，而非一刀兩斷的將疫情與非疫情時代切開。儘管疫情社會之下，依然有許多問題尚未被處理，如口罩等防疫關聯物件的符碼化、信仰化及相關的後續效應等。但是「疫情日常化」讓這些面向的討論回歸對於普通社會的理解，而非將當今的社會或疫情社會視作某種斷代，企圖從歷史性本質化徵貌的時間軸論述切入，忽略當今仍然變動與延展的疫情此存在事實。而這也是口罩的日常觀點，從原先的社會作為論述根基，並且著重於實際面向、日常生活面向的討論，而非為了便宜行事而將疫情社會作為已經結束的事件，並且切割出來討論。如此論述的優勢便是能夠避免因為使用「後疫情時代」而誤以為疫情社會已經能夠被排除，但事實上當今社會仍然是處於疫情正在傳播的狀況。

口罩的視覺分析，基底從疫情社會作為景觀開始。疫情社會下，在當代生產條件一切充斥的條件中，生活於社會的場域中，所有人類個體本身都將自身呈現為疫情社會景觀的巨大積累。就像是附加象徵疫情的符碼與標籤在自身，將自身亦作為疫情社會景觀的操演者。但是這樣的疫情社會，所有直接被人民體驗到的感知，不論是視覺、嗅覺、聽覺還是觸覺等都已從事實存在的本質遠去，巧妙地轉換後變成一種再現形式。也就是說，儘管人類個體認為自身真實地存在並操作疫情社會，但實際上卻是進入一個被形塑的再現空間之中。當然，在疫情社會作為景觀的論述基調上，視覺成了這之中極其重要的因子，特別是當疫情社會景觀作為再現積累到一定程度後的資本。在這樣的條件下，空間化的視覺調控變成辯證疫情社會特徵與定位的強烈根據。另外，當視覺進入時間（陰險的）空間化機器後，視覺作為辯證的根基成為記憶導向論述抨擊的對象。時間讓視覺分析產生動搖性、不穩固性，特別是時間很容易在操作之中作為虛假意識，以及時間論述宣稱在注視／沉思（contemplate）的狀況下，記憶與認知思想優先於行為的特徵，都會使得視覺分析很容易被批評。但是畢竟疫情社會作為動態、無法靜止的非靜態社會，在疫情社會之中，人類社會的景觀空間似乎有走向分離的可能性，在這樣的狀況下，原先對於視覺分析的批判便有機會被推翻。此外，倘若社會景觀分離，其中的被動性注視與沉思將被消除，從另一個面向來說，這似乎是將視覺分析從景觀社會的整體概念之中拉扯出來。雖然視覺分析能夠從景觀社會的論述批判之中脫逃，但疫情社會作為景觀社會的骨幹概念仍然能夠存在，其實就是針對原先景觀社會概念的論述進行理論的轉向。

視覺分析在疫情社會的論述之中實踐，從人類面部的口罩很確切地表現商品的可見形式開始。疫情社會中口罩完全佔據日常生活，並且將社會空間的資本生產和消費機制結合在一個極端變異系統中。當口罩開始成為視覺性的代表與徵貌，資本社會的運作機制使得口罩作為一種符碼付出它的價值。從資本運作開始，空間化時間批判凝視和視覺的分析意義，在這之中，似乎能夠隱約看見反視覺話語自身內部的對立。對於視覺在生活與時間中有意義的經驗和言說，行動者是作為直接性的集體參與，此時視覺被認為多餘，反而行為更接近社會。可是同樣對於視覺批判的論述，「死」的空間化圖像和凝視的距離化效果，卻很好地呈現了視覺的「生」。視覺變成是有能動性與功能性的因素，當然也包含了個體化在行動中注視及沉思的被動性。因此，視覺因素還是疫情社會不可或缺且占有重要定位的分析角色。

作為疫情社會之下不可或缺的辯證工具，視覺分析能夠執行的論述與韌性極佳，特別是當代社會已經表現出視覺監視機器與計算機導向的控制社會特徵，在這樣的條件之下，視覺性因素可以被社會機器掌握甚至操控。而口罩更是因其可見性以及與人類肉身（面部）的關聯性，幾乎是從口罩本身作為可見性符碼，進而很大程度地讓人類個體符碼化，讓人類個體或群眾從活生生的生命體轉化成機器或程式語言中，作為無生命的機械結構組成內部物件與屬性表現的單位元素。因此，從口罩作為可見性符碼結合口罩與人類肉身的嵌合，以視覺的凝視權力還有語言導向的口罩符碼作為辯證取徑。而視覺分析中，口罩的可見性符碼特徵與人類肉身的互動，恰巧契合在辯證過程中以語言和文字為工具的特色，都是從符碼導向進行論述。這樣的辯證取徑將能夠處理很大一部分關於疫情社會的論述，其中也包含了權力規訓和視覺監視的作用。

權力作為 Foucault 論述的重點，其論及的權力對象可以說是無處不在。權力實際上被一種瀰漫性、匿名權力之仁慈的虐待狂凝視所滲透。如同民眾的自我技術，關心不戴口罩是作為仁慈之心的表徵，但實際上操作的卻是有如虐待狂ㄧ般的監視：不戴口罩等於不正常、執著於掌控他人肉身的權力施展快感之中。從國家權力機制衍伸出的全景敞視空間，它確保了不對稱、不平衡與差異，作為疫情社會之中的人們都置處於這個權力運轉的機器之中。儘管是脫離國家權力直接施展的控制機器，它依然沒有受限於它的視覺維度，反而是藉助於有限的視覺維度製造更多的恐慌與瘋狂，做出更精緻對於人類個體與群眾的肉身操控。疫情社會之下，常民作為機構的監督實踐逐漸邁向正常化，使得人民在疫情社會的監視全景機器中被監禁，不只是視覺上凝視帶來的規訓效果，更是深入至肉身肌理與神經的操控，在這部分疫情社會作為全景敞視空間與 Rousseau 烏托邦的無限透明性視覺似乎巧妙地從遠端的凝視手段聯繫在一起。雖然疫情社會之下，對於「口罩－面部」的視覺效果監視作為預防性力量，是旨在防止潛在的違法／危險行為，但這之中，外在的外觀卻明確地變成一種對於人類個體內化和自我調節的機制。

在監控者、政府與警察離開的全景敞視空間之中，原先被監視的大眾從原先的被國家權力規訓再到自我規訓，不戴口罩的人被異樣眼光注視，好似做錯了什麼，而這樣的注視迫使許多原先不想戴口罩的人們還是得戴起口罩。即使國家公權力已經從制度性的規訓之中撤出，但在此空間中的民眾之間對於面部，局部身體部位的規訓卻依然強健。戴口罩作為臺灣公共空間的權力細緻運作可謂相當成功，建立了一個直逼理論化的全景敞視模型。從這樣的疫情社會實踐之中，當代世界其實是口罩美學作為視覺經濟中的一部分，人類個體的主權誇耀與權力的壯觀操演在疫情社會下的日常監視運動中被消除。而來自於人民彼此警覺的交錯性凝視使得全景敞視空間邁向自動運作，逐漸從國家權力的主動運轉之中獨立出來。

當口罩作為規訓的工具，置處於面部的公共空間展演特性使得口罩趨向符號化，結合口罩的規訓作用，疫情下的臺灣群眾便走向符號的集體瘋狂化。從語言表徵的符碼凝視面向，即口罩作為符碼以監視民眾的手段，進而論及趨於信仰外部可見性，即疫情客體施加於個體主體的外顯性需求，要有公共化、可視性的特徵。抵制內部透明化的行為，在於人類個體為了避免受到強大規訓權力的壓迫，而企圖對自身存在特徵/特質的隱蔽手段。疫情社會之下，人類個體的權力操演產生頗具戲劇張力的一種矛盾效果，在群體中大聲疾呼疫情資訊的公開透明，但回歸自身的處置時便無所不用其極地嘗試隱蔽自我的疫情資訊。當趨於信仰外部可見性與抵制內部透明化的行為建立後，其實相當程度裂解了國家權力施作的效能。從公共衛生與疫情掌控的視角，這是相對不利的，但對於走向個體中心利益最大化的社會價值氛圍下，卻是對於人民個人權力施展的表現。當國家權力試圖介入以改變抵制內部透明化或是不積極走向外部可見性的話，便會招致批評。

本文從疫情與口罩談起，結合視覺分析作為辯證取徑，並且討論了當今對於「後疫情時代」與「疫情日常化」的論述。在此，作為初探的小結，本文主張當今臺灣的疫情社會以邁向「疫情日常化」為主，並且在這之中有縝密的權力操作和監視與規訓機制的運作。

2022.12.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