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孫以臻
(圖說:《鳥兒持續的在歌唱》於台北市立美術館「2021台北美術獎」之表演紀錄。)
2022年於台北市立美術館的「台北美術獎」展場,藝術家汪紹綱以《鳥兒持續的在歌唱》獲得優選獎的殊榮,這件作品延續的是藝術家從2019年起便展開與多位年輕演員合作的作品《AppleGreen》和《DeepBlue》。在《鳥兒持續的在歌唱》的展場中,兩面大屏幕上播放著在山海間時而嬉戲、時而獨白的一群青年,而在白牆上佈滿的是散落各處的手繪鉛筆塗鴉。若是在平日造訪展間,你會遊走在白盒子展間中有時斷裂、有時柔軟的圖像,如惡魔、刀、斗篷、身體、絮語和光之間。倘若是在假日的展場中,塗鴉的手、一旁錄像作品中的面孔則會現在展場中現身,或唱、或跳、或躺、或跑又跳的在無語之中,與彼此傳遞訊息並完成演出。在演出中,一股看不見卻隱約感受得到的流動,環繞在展場。而作品《鳥兒持續的在歌唱》的藝術家汪紹綱,只在一旁靜靜環視,看著、等著什麼即將但又尚未發生的事物慢慢凝聚。
(圖說:《鳥兒持續的在歌唱》於台北市立美術館「2021台北美術獎」之表演紀錄。)
汪紹綱和這群青少年的緣分,起自2015年他以業師的身份來到台北某高中表演班任教,但由於汪過往的創作以影像為主,和這群學生的相遇起初確實有著一點「跨域」的感覺。當時學校以為他是來教拍片的,但實際上,他教的更接近如何與自己相處並且從經驗抵達創作。聊起汪最早和學生一起完成的作品《AppleGreen》和《DeepBlue》才知道,原來那是他在聽了學生的畢業歌後,因為感受到和諧又漂亮的旋律中,有一股強烈的「死亡感」才展開的創作。因此,這兩部作品也是緊接在當天畢業歌MV拍攝工作之後進行。在同一片海灘上,同學們換上汪紹綱和劇組挑選的服裝、豔紅的火龍果、玩具水槍等道具便化身為年輕演員,展開當天的拍攝工作。受訪時汪語氣中略帶自豪的說:「在做一系列青少年為媒介的創作時,我所有的腳本,都是我自己和他們的經驗交融過後的東西。」這些作品就是在這樣的感受、情緒和關係的延續中誕生,因此更準確的說,汪和學生可以說是在「相處」中帶著從經驗一起回到創作的。而人與人的長時間「相處」總是複雜難解,不同的身份大多時候更像是種「角色分配」而無關乎關係中的本質。特別的是,在同時作為教師與藝術家的汪身上,不見多重社會角色下「角色切換」的抽離感,有的是他從創作觀到教育觀難以二分的連貫性。
(圖說:《鳥兒持續的在歌唱》於台北市立美術館「2021台北美術獎」之展出紀錄。)
讓教育與創作在經驗裡交會
談起對於教育的想法,汪紹綱提到「我一直覺得在藝術教育裡面最大的障礙,就是師生間會有階級關係。」,或許正是因此,比起「教育」他往往更樂意使用「互動」、「啟發」、「討論」這些字來描述「當老師」這件事。他認為「我不需要去教會你什麼,可是我可能可以分享我在藝術上面找到讓自己過度一些什麼的方法,它在社會上其實是非常無用的,但它也可以很有用,因為你有可能可以用這個方式,去做其他事,你會更有創造力。」回溯從小就在美術科班中長大的經驗,汪的教育觀並非無跡可尋,並且其實和許多藝術家在求學期間經歷美術科班的訓練而引發了對於教師、藝術與技術的省思十分相似。除了對教學過程中的權力關係的省思,面對正處在晃動階段的生命,汪因此更傾向引導學生向生命的深處,找到誠實面對自己的「工具」也就是屬於他的創作媒介與方法。比起自己在求學過程中,總被督促著投擲時間、心力在創造個人風格,以樹立作為藝術家在生態中的獨特性,汪紹綱選擇用另一種立場在教育裡依舊堅持藝術。
秉持著與學生保持互動和討論,並啟發生命成長的理念,他總是能在與學生的相處中聽見許多同學的心情與經驗分享。而這些經驗對他而言,若能「回到創作,具有無比想像力」。回溯他自己在學習與從事紀錄片工作的過程,紀錄片導演前輩的一句:「你要當舞會裡高高在上的蒼蠅,還是跟大家一起共舞的人?」曾對他造成了深遠的影響。他因此更加重視藝術工作中與他人的關係,並深切的期許自己能看見他人的生命與經驗。在這樣的基礎之上,汪總是非常細膩而敏感的感受學生的感受,並帶著他們從經驗走向創作。在他幾乎可以說是獨特的教學方法中,延續的也正是來自拍攝現場、來自與自己獨處累積而成的,他作為藝術家的方法與創作觀。
以框架勾勒出創作的雛形
在書籍《當教學成為形式:一個教育性藝術計畫的生成與反響》中藝術教育者兼研究者吳岱融曾以他與學生在台北榮家持續推動了八年的教學暨創作計畫「義家藝館」,闡釋一種「教育性藝術計畫」,並且透過不斷的回頭省視及梳理來體現「教師即藝術家」雙重身分的共棲與疊合。而《Artist-Teacher: A Philosophy for Creating and Teaching》的作者Daichendt, G. James則試著提出在藝術教育的實踐者身上,並非透過調和藝術家與教育者兩種獨立的角色,或在兩者之間尋找妥協的空間來實踐教育,更重要的是藝術家與教育者同時存在的雙重性。在汪紹綱的教學中,一種既像是創作又像是教學的技術,提供了我們一種讓上述描述更加清晰且立體的案例。對他來說「藝術家必須經歷很漫長的累積,才會在探索裡面有所感悟」並且「藝術家一輩子都在挖掘他自己的東西,試著跟自己有一些對話」,因而,他選擇在鼓勵並引導學生再細小的經驗中停駐,進而一步步更加靠近自己。具體來說,他通常只會要求學生專注在由他設定的「框架」之中去探索、去嘗試。而這種設定框架的技術,也正是一個從事影像創作或紀錄片工作的導演,在拍攝工作中必須不斷累積「手感」與經驗的細緻過程。
舉例來說,汪紹綱曾經給過一位對自己的身體既沒有信心,但又有著深埋在心裡的表演慾的學生「在黑暗跟光的分界表演和展示自己的身體」如詩句般的演出指示;而在甫獲台北美術獎優選的作品《鳥兒持續的在歌唱》中,汪紹綱給學生的指示則是在不讓觀眾發現的前提下,彼此傳遞訊息並展開「表演」,於是在表演中,暗地被傳遞的訊息從「那你把鞋子脫掉」到「你還愛我嗎?」都有,在長達一整個下午的展演中,演員們在相處、溝通和「表演」的模糊地帶遊走,使得其中藝術的張力不只來自人與人之間的默契和即興發揮,更來自被框架的有限性勾起尋找縫隙的生命力與創造力。
理想的創作生命
「教師要做的,就是將一個智力限制在一個任意的循環裡,讓他只有靠自己才能走出去。要解放一個無知者,只要並且先解放自己,這就是意識到人的心智的真正力量。無知者能靠自己學到教師所不知道的,只要教師相信他能做到、並迫使他實現他的能力:這裡有一個力量的循環。」
——《無知的教師:智力解放五講》(雅克‧朗西埃)
在和汪紹綱的訪談中,可以感受得到藝術教育是他生命中一項不亞於藝術創作重要的實踐。而背後的那股趨力,對他而言就像是為了補償過去自己對教育體制的不滿,是過往經驗中的「失敗」累積所致,因而引發了他思考自己想要成為一個對學生而言有什麼樣影響力的人,最後他將自己設定為「一種促媒,但又更像一種惡魔,要想辦法把那個『叛逆』引出來,然後告訴他這個東西是真的。因為我本身也是很叛逆的。」因此他肯定學生所有誠實的表達,同時,他以作為藝術家對於人、對於物與媒材獨有的敏感,既聆聽又鼓譟著學生找到讓自己能夠「過度」各種人生處境、困頓、情緒的工具,那是一種專屬每個人、獨一無二的創作途徑。曾經有一次,汪紹綱在一位做動畫的學生作品中,發現了他無意識得模仿起自己景仰的藝術家,但作為藝術家,汪認為自己的專業便在於發掘藏在模仿的畫面之間,這位學生筆下獨有的筆觸。在這樣的專業基礎之上,他鼓勵學生不斷的畫,尋找「滿『他』的那種筆觸」。
也曾經,他在教學中遇見迷失於家庭關係中的學生,「創造框架裡的創作情境」仍舊是他引導學生走出困惑面對真實世界中的不完美的教學方法。那位學生最後將家庭衝突發生的聲音記了下來,練習去聆聽這些聲音並將它們跳成一支舞。在汪紹綱的藝術教育裡,有的不只是教與學的師生關係,他覺得那也是一種「療癒的關係」,並且很可能正是藝術教育與其他學科之間最大的差異,因為「這個療癒,需要創造性的生成」。對他來說,藝術當中的媒介與物質語言作為基礎,有著一種轉化現實的能量,而在藝術教育中學生往往能透過在框架內長時間的專注與嘗試,找到屬於他自己的媒材,屬於他自己的既是創造又是療癒的生命歷程。
不同於讓藝術家身份與教師身份在生命中「各司其職」的創作者,教育與創作在汪紹綱的藝術藍圖中更像是形成了一種疊合的關係,彼此穿透與補充。而當汪在分享教學經驗時,穿插回憶起自己也有一輩子擺脫不掉的家庭課題,更凸顯了藝術在他生命中的意義與作用,而這樣種對於藝術與生命之間的理想,竟然也實現在與他朝夕相處的學生身上——坦然面對自身與他人的經驗,並且保持專注——那就好像是一種必須循著創作者的生命歷程,才得以帶著下一代的創作者共同實現的「理想的創作生命」。
(圖說:2023年汪紹綱個展《獨白的鳥兒》於關渡美術館舉辦,展覽仍舊邀請同學們於展覽進行多場演出,圖為展場中表演者留下彼此傳遞訊息的字跡。)
刺裸
紹綱:我的教案都是在刺激學生,那個刺激是……第一個,他會非常刺裸;第二個他會非常的需要長時間跟自己對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