貢寮國中美術科老師曾品璇專訪—— 面向真實社會的藝術教育學

＊英文版：ART EDUCATION FOR THE REAL WORLD: AN INTERVIEW WITH AN ARTIST-TEACHER PIN-HSUAN TSENG（翻譯：賴奕諭）

在2012至2022年間任教於新北市貢寮國中的美術科老師曾品璇，先後畢業於師大美術系及北藝大藝術教育研究所，她除了是一位國中美術科老師，更廣為人知的事蹟也許是她在2017年間發起了「用點菜終止歧視」運動，這場潛身在日常生活中的溫柔運動，旨在幫「福山萵苣」正名，同時終止「大陸妹」的名稱背後隱含對特定族群與性別的歧視。總是這樣對生活中的人展開尊重與關懷，必要時採取有創意的行動，要說品璇形塑了我心目中某種模樣未定的「原型」也不為過，在她身上我總能同時看見理想中藝術家與老師的模樣，揉合出一種足以名為「藝術家老師」的新典範，那是不歸屬於教授技法、追求形式的傳統藝術教育範疇，當然也不屬於顧著將作品展示在美術館的典型藝術追求。不安於固定形式的創作與教學在流動的師生關係中交織，永遠在人的感性與知性間變換，如生命般維持著吐納和起伏的脈動。

2022 年，品璇的教師生涯即將屆滿十年，但聊起兒時的藝術教育經驗卻絲毫不見一位任教十年的教師難免展露的職業倦怠。她喜悅得分享在自己小學階段的美術班記憶中，與繽紛多樣的媒材同樂的愉快經驗，除了常見的繪畫，還有布料、陶土等，甚至是偶戲和表演都令她印象深刻，豐富的媒材和無邊無際的創作體驗形塑了品璇對媒材的敏感度以及開闊的創作視野。可惜的是，這樣的日子沒有持續太久，高中時期的品璇順應著台灣美術教育的常態，開始進入畫室學習，「畫得像」與「術科評比」成了記憶中最令她想要反抗的變化。一經回想才發現，大學時期就讀師範大學美術系的她，早在那件畢業展中差點令她畢不了業的「作品」就已經展開她對傳統創作與藝術概念的反抗。「現在回想起來，雖然那時候我才22歲，但它真的影響我很多，就是，我想要去拒絕那樣的形式。」因為記憶中，她喜歡的展覽是「很動」又「很有身體觸感」的，而展出的作品自然是既不需要符合「100號[2]」的規定，也不用「都是掛在牆上」的。拒絕了成為學院期待養成的那種（參展）藝術家，品璇轉身走向教育，繼續她的另一種創作。

在成為老師的過程中，品璇和所有準教師一樣都曾經歷教師實習的階段，當時在市區學校實習的她總是被稱讚不只「講話很清楚」而且「親和力夠」，讓她信心大增，然而當時她對於自己身為教師身份的認知仍停留在單純「用好玩的方式轉譯、轉化（知識）給學生的人」，對於教科書中的知識不曾有過質疑，一直到畢業後任教於貢寮國中，偏鄉地區孩子們的文化處境為她帶來的「震撼教育」才激起了一陣陣對於知識、權力與文化權的深刻省思。她回憶道：「我會開始質疑自己受了二十幾年的知識論述到底是什麼？為什麼它在這個場域裡面是不被（學生）接受的，我到底有什麼樣的權力可以站在這個地方？對於權力的質疑，對文化中什麼是『主』什麼是『副』的質疑，我覺得是從那時候開始的。」而一種以藝術教育面向社會的行動主義姿態，也就此萌芽。

正面經歷過教育現場巨大的城鄉落差後後，品璇對於教學關係中的權力與權威（authority）變得更加敏銳，更加懂得如何拿捏教師的角色以及自己與學生的關係，而這也成了日後她與學生培養起緊密關係的基礎。

在品璇與學生來往的書信和接力完成的作品中，我總是驚訝師生關係如何得以如此親密、如此交心？訪談中一次次的抽絲剝繭總算讓我理出了頭緒。「穿透性」一直以來都是品璇在教學中十分重視的概念，是她與學生建立連結很重要的關鍵，而穿透的力量體現在她的課堂中透過的是一個個如「氣孔」般的創作行為，創作讓細微的感官、情緒和思緒不需透過語言也總能在關係間流動。因此即便是不擅於語言的學生也可以透過創作「像是有一個氣孔，讓被悶住的狀態出來」而作為一位藝術教師對課堂中該什麼什麼媒材的敏感度，則幫助了品璇創造出讓氣孔舒張的縫隙。品璇老師的一句「你／妳要不要試試看這種媒材？」成了藝術教室裡的心靈魔法，媒材則變成一個開關「會幫助孩子說一些他說不出來的東西。」而在許多的教育現場，那些「孩子說不出的東西」往往是自身和現代社會中最真實也最困難的處境。

皮克斯動畫工作室製作的電影《靈魂急轉彎》在許多人眼中是經典的心靈成長動畫片，但在品璇老師的眼裡看來，卻是令人淚流滿面的「哭片」。故事中遲遲尋找不到人生中的Spark（火花）的主角之一「22號靈魂」，如同永劫不復得在靈界遊走，也因此遇見了意外身亡重新落入靈魂訓練行列的另一位主角。看在品璇眼裡，比起迷途的「22號」，在台灣各處不同的教育現場更多的是對自己的人生沒有目標以及動力，也不被家庭和社會期待的孩子。因此在她的藝術教育圖像中，創造學生生命中的花火無比重要。創作就像一個生命的「氣孔」，訴說著每個孩子獨特的個體性，能在孩子與同儕或老師的關係裡形成一種對生涯與人格發展具有正向意義的反饋經驗，讓孩子找到自己可以做些什麼的「成功經驗」，因為藝術的交流更像是一種「非階級的對話」[3]（Habermas, 1981），提供了教育體制中的考試科目與知識論述無法賦予他們的「存在的權利」。因此只要學生真誠的創造、真實的表達，作為老師的品璇便總是發自內心地欣賞、認同甚而讚賞，因為在絕大多數的社會處境中「相信自己可以做什麼」從來不是件很容易且理所當然的事情。

從22歲時對於自己所受的藝術教育的反抗，到投入藝術教育者的行列後對「22號靈魂」的關懷，在品璇的經歷中，創作是生命的出口也是重新認識自我的入口，它既是教育性的，而在人與自我意識的互相檢視體驗中它甚至也是療癒性的，而且這樣的歷程在老師與學生的生命經驗中並無二致。

回顧了品璇從從美術班、美術系、研究所直到任教的養成，我好奇她對於這種極度強調歷程性與關係性的「育」與「療」的重視從何而來？話題停頓了片刻後，她從學校的歷史說起：「作為工業革命下的產物，學校一直是一個比較科層化的存在，我自己常常在探討的就是『課表』。學校裡的每個人被這個安排好的課表框著，匍匐前進，必須要依照這個，一條隱而未顯又看不到的線，按照它的流程去走，你就會完成學校的課程。而我覺得藝術有點像那條線的『分叉』，就是，以『pit-tshe』（台語）作為方法。用一種很小、微觀的方式，去抵抗機構和框架。」總是想要好好得看見與感受一個人的樣貌的品璇，在藝術教育中之所以能夠和學生建立起流暢與深刻的情感連結，不只要有對的媒材、投入課程創作的學生，啟動自老師的創作能量與意志更是重要，怪不得每一次都是如此深刻而入裡。

但在台灣藝術教育論述和師資培育計畫，卻少有人在藝術教師的養成過程中向他們提出「你想做什麼樣的創作？」這樣的問題。「在台灣的師資培育計畫中，知道自己未來要成為老師的人，依我的經驗比較少被問這個問題；當代藝術家們，在藝術創作的時候，也沒有被問這個問題。但這個問題一但被問出來之後，這兩個領域，可以有一些交集。」也許是隱隱然的作為一種回應或具體的行動，品璇接著分享了她在「藝術深耕計畫」中的經驗。在與藝術家工作的過程中，她希望自己能傳達給對方一種「我們不只在一起工作，我們是有創作感得在一起工作。」並且透過「你想做什麼樣的創作？」的提問讓藝術家與自己進入「共同備課的狀態」，在這樣的交流中藝術家往往能和學生相處得非常愉快，並且從這個教學創作的過程中，在貢寮國中慢慢開啟一種藝術創作的新方式。品璇回憶道：「依照我個人的成長經驗，在成為一位專業藝術工作者過程中，隱微會把藝術教育邊緣化，視作品為優先，不當藝術家才去教書的心魔存在，但創作擁有多元方式，你本來想要做的創作其實可以一起來完成，從事前的準備、過程中的進行，最後的討論跟成果，關係之間的互相滲透，一起創作。」我想品璇腦海中這兩個領域的理想交集，就實現在老師、藝術家與學生透過共創慢慢形成的，一種以教學為形式[4]、為脈絡的藝術創作之中。

[1] 藝術家老師（Artist-teacher）根據Association of Teaching Art 的定義，指的是具有教育者的知覺能力的專業藝術家，他往往能吸引人們學習有關藝術的事務，並且透過藝術展開學習。然而，本文更樂於向讀者介紹書籍《Artist-Teacher: A Philosophy for Creating and Teaching》採用的立場，該書的作者主張應投注更多關注在藝術創作與藝術教育在藝術家老師身上構成的雙重性，以及在有創造力的教學歷程中教育與藝術之間相互調和的關係。

[2] 100號的油畫畫布尺寸大約為162.0×130.0公分

[3] Habermas, Jürgen: Theorie des kommunikativen Handelns, Frankfurt am Main 1981

[4] 參考書籍《當教學成為形式：一個教育性藝術計劃的生成與反響》中作者吳岱融的立場及觀點：「透過過去八年在台北榮家推對『義家藝館』教學暨創作計畫所生成之『教育性藝術計畫』，說明一個以教學為形式，藝術為核心的多面向實踐，如何視教育為其終極關懷與目的，並體現『教師即藝術家』雙重身分的共棲與疊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