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戰遺跡——日軍戰俘營（三）

愛的光芒超越歲月滄桑

盟軍戰俘受到的待遇非常惡劣，除了金瓜石，其他在臺北、宜蘭、台南等地的戰俘營，何麥克說：「也好不到哪裡去」。台灣的俘虜營關押著盟軍高級軍官，被認為是遠東地區最殘酷的集中營之一。

屏東的麟洛俘虜營，原為隘寮溪的砂石場工寮，一九四二年七月被日軍改為俘虜營第三分所，佔地約三公頃多，實際是佈滿砂礫的河床地，營內設施簡陋，屋頂披茅草，僅廁所、床鋪為木板，四周圍上竹籬笆。

據曾經擔任台籍監視員的林全信回憶，他與其他二十九名台籍監視員受日籍人員管制，動作稍慢便遭摑耳光或毆打，有時被長官命令互相打耳光；戰俘如奴隸，在河床採挖砂石，裝上車，再運載至高雄修建左營軍港，有時去屏東糖廠搬運沙糖包。

期間，有戰俘精神錯亂，也有戰俘自殺，且戰俘生病無醫療；曾有餓極的戰俘將細糖藏在枕頭套內，被發現而慘遭日軍痛打。

相較臺灣其他俘虜營，麟洛營設有教堂，可以讓戰俘禮拜，也由戰俘自己推選神職人員。俘虜營中嚴格禁止監視員與戰俘交談、來往，但信仰基督教的林全信仍然偷偷把一本《聖經》送給一位加拿大籍戰俘，該戰俘又將《聖經》獻給營內的教堂，漸漸的，自殺的人少了，也不再有逃獄的情事。林全信猜測，這或許是日軍允許教堂存在、且不追究他偷送《聖經》給戰俘的原因。

據林全信估計，麟洛營約有六七十名戰俘因痢疾、水土不服死於營區，晚上他站衛兵時，就會看到一個接一個的戰俘跑廁所，有的來不及就拉在褲子上，死後就埋在公墓內。戰爭末期，因棺木嚴重不足，只能將屍體用毛毯包住再放入棺木，以鐵道輕便車運到麟洛墳場（今麟洛垃圾車停車場），由隊友以簡單的基督教葬儀進行最後一程，屍體放入墓穴，再將空棺拿回重覆使用。

一九九九年八月，一位時年五十七歲的加拿大人肯特，跨海來台，在何麥克陪同下，專程來屏東找到八十二歲的林全信。肯特說，自小，父親就告訴他，有位台籍管理人員偷偷照顧囚禁的父親，還送《聖經》給父親，引導父親閱讀，使父親捱過那段艱苦歲月。多年來，肯特替父親四處尋找這位恩人，泛著淚光的肯特緊握林全信雙手：「當年若沒有您的幫忙，父親可能熬不下去，也沒有今天的我。」

前戰俘哈里斯回到屏東，與當年的臺籍監視員林全信（左）、楊登清（右）重逢。取自《前進婆羅洲》

二零零四年十一月，麟洛戰俘營舊址舉行和平紀念碑「We will remenber them」成立儀式，八十四歲的英籍老兵Zenjamin  Slack跨海來到現場。當年，他曾被囚於金瓜石、台中等地三年之久，其中有整整一個月被關在籠子內，手指被石頭砸斷，這段痛苦歲月令他永生難忘。戰後，他三次來台，台灣人的友善給他留下深刻印象。

當年被關押的戰俘告訴何麥克，大部分的台灣人是同情戰俘的，曾有一些台灣女孩試圖給戰俘遞一些食物，但被日籍警衛發現，遭打耳光；與戰俘一起採礦的台籍礦工，有時會趁日籍警衛不注意，把自己帶的飯菜分給戰俘們吃。

有在地人回憶：「曾聽先母提起，昭和十八年（一九四三年）夏天，日本兵押解一批『阿凸仔』（台語，外國人），從瑞芳步行至金瓜石，途經九份城隍廟時，適逢傾盆大雨，就在民宅的屋簷下休息，在地人見到疲憊不堪的『阿凸仔』，同情心趨使，趁日本兵不注意時，遞食物及飲水給他們。二十多年前，還有英國老先生，前來九份尋找當年雪中送炭的人，聽說並沒有找到。」

在歷史激流中，平民百姓只能隨波逐流。戰後，一些參與虐待戰俘的台籍監視員受到法律追究，遭判刑入獄；也有消極對抗日方命令、悄悄幫助戰俘的台籍監視員受到各國政府和民間社會的表彰，甚至與受助戰俘再度重逢，愛的光芒超越歲月滄桑。

沉默的戰俘

如前所述，日本國內未批准「日內瓦條約」，且因不可使俘虜「徒食」的觀念強烈，以致在臺灣設立的戰俘營，不提供足夠糧食、強迫勞動、肉體及精神的虐待等問題層出不窮。

「在他們看來，這不是法律，」何麥克說，「（對日軍來說）如果投降，就是給自己、家人和天皇丟臉，最丟臉的就是當戰俘。所以他們也把戰俘當作牲畜一樣對待，毫無人性。」

二戰末期，日軍節節敗退，戰俘們的待遇更加惡劣，日軍管理嚴苛，醫藥嚴重缺乏，加之水土不服等因素，最後獲救時，四千多名戰俘中，近五百人死亡。

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日本宣佈投降；

九月五日，美國四艘驅逐艦抵達基隆港，美軍陸戰隊上岸，直奔戰俘營搶救奄奄一息的戰俘，日軍則用火車將戰俘運到基隆港；

次日，美軍四艦共接走約一千兩百名戰俘，在外海轉移到兩艘航空母艦上，經馬尼拉，回到美國。

同日，美艦離開，英國太平洋艦隊，計一艘航空母艦、三艘輕巡洋艦、六艘驅逐與護航艦，以及醫院船、油船等，也抵達基隆港。

八日，澳洲皇家海軍驅逐艦、紐西蘭醫院船抵達，救助剩下的九十名戰俘。

1945年9月6日，美軍陸戰隊解救的盟軍戰俘，於基隆港登上美國海軍驅逐艦。

戰後，臺灣戰俘營的管理階層四十餘人受到審判，俘虜收容所長等人被處以絞首刑，但返國的戰俘並沒有得到預期的自由。

正如何麥克所指出，光是立碑紀念遠遠不夠，更重要的是「讓歷史說話」——多數戰俘返國後，避談個人經歷，當時的英國及美國政府要求戰俘對相關經歷保持沉默，不允許他們對外談論自己的被捕經歷，以免錯誤的軍事策略被公諸於世；有些母國甚至要求返家的戰俘簽署「保密狀」。

就算戰俘試著與家人分享，各種殘酷情節也讓家人難以置信理解，可傾訴對象幾乎只有昔日同袍、戰俘營研究人員。很多人在戰俘營中被毆打，極度饑餓、勞累導致終生患病；有些人回家後很早離世。對眾多倖存者來說，監禁、淩辱、虐待導致的精神創傷伴隨後半生。

太平洋戰爭結束了五十多年後，英國戰俘們才獲得英國政府發放的每人一萬英鎊補償金。

愛琳·阿斯特利（Eileen Astley）已故丈夫傑克，當年在英國皇家砲兵部隊服役，「傑克從未談論過他作為戰俘的經歷」，「他曾經歷了這一切，我嫁給他，卻不知道他曾遭受了這麼多痛苦，這讓我很難過。」

女兒琳·孟特（Lin Mount）十一歲時，傑克死於與戰俘營相關的疾病。母女倆曾兩次赴台探尋親人被關押的傷心地。女兒說，「那營地仍然讓我覺得憤怒和悲傷，但在紀念碑上觸摸到爸爸的名字，在這裡我能最大程度地靠近爸爸，又使我平靜下來。」

琳·孟特（Lin Mount）兩次造訪臺灣，拜訪父親曾被關押的營地。何麥克供圖

二零一零年，英籍姊妹七十三歲Bessie與六十八歲Carol來麟洛戰俘營舊址，姊姊行動不便拄著助行器，兩人拿著相機，走遍父親住過的營區，嘗試用殘破的景像填補失去父親的空白。她們的父親二十三歲被捉到戰俘營三年，卻在終戰前因盟軍的空襲而身亡。

站在父親曾經遭受苦難的土地上，感受到父親當年蒙受的苦難與思念家人的心情，姊妹倆格外傷感：

「經過這麼多年的訴衷與懷念，

但願我們依然能夠找到真切的言語告訴你，

我們是如何以編號4620631大兵的家人為榮，

這位大兵是我的丈夫、我的父親、我的祖父，

以及我們心中的英雄，

Henry Emmanuel Lee」

妹妹訴盡懷念與不捨，讓姊姊淚水奪眶而出。父親奔赴戰場時，妹妹還未出世；父親去世時，妹妹三歲，父女從未謀面。站在父親最後停留的土地上的這一刻，妹妹終於感受到父親的存在，終於有了屬於父親的記憶。

二零一七年十一月，英國人Louis Follon來麟洛，他的父親Alfred J. Follon於一九四二年被俘，三年後回到英國；因麟洛戰俘營有小河、鐵橋，景象宛如緬甸，父親始終以為自己被囚役於東南亞。

二零一七年，Louis透過台灣戰俘營紀念協會查到資料，才確定了父親當年的囚役之處是屏東麟洛戰俘營，此番特地前來獻花，追思父親。

 ——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