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是關於分配資源的遊戲，而經濟是關於如何刺激產生資源的遊戲。
前者是分蛋糕，後者則是做蛋糕。人類文明的均衡，本質就是做足夠的蛋糕，讓蛋糕有得分，蛋糕足夠大的時候，看上去分法就沒有那麼難看，當蛋糕越做越小的時候，過去那些見不得光的分法就要 被拿出來審判一番。
在這個基礎上，全球政經面對的是相似的嚴峻事實。
那就是蛋糕做不大了，分蛋糕的人起內訌了。
去全球化表面上是有民粹（populism)所引發的，然而民粹後面的社會現象的本質是由不合理的金融秩序和經濟分配模式所引發的自然結果。
08年的金融危機事實上對全球化，政治體係有著深遠和根本的衝擊和改變。 全球已開發經濟體為了維繫擴張性，低利率的貨幣政策，維持良性的通膨，維持就業和物價的穩定和均衡，走上了一條不歸路，而這條路的最終通向的是更加巨大的 貧富差距懸殊以及社會資源分配的不公。
日本為了防止經濟走向緊縮和衰退，在已開發經濟體之前走了一條ZIRP,YCC的路子，透過無限的債券回購來確保市場的流動性和日圓低息優勢。
美國選擇了將通膨和風險透過美元秩序轉嫁給其他國家，在2000年以後，美國將產業鏈抽離，走向經濟泡沫化的脫實入虛的階段，直到低利率和貪欲加上金融衍生品 的創新（CDO)，將全球經濟體的信用風險透過衍生性商品市場深度綁定，在次級貸款泡沫破滅以後，包括美國的中產階級在這個泡沫中所累積的財富也在轉瞬間被割走。
歐洲不得不承受08年次貸危機所帶來的深刻遺留後果，歐盟作為經濟共同體開始支離破碎。 法德英三者之間的博弈並非從歐盟的共同價值出發，博弈的重點在於如何成為歐盟事實上的話事人，或是如何「去美國化」。
最後民粹的崛起和卡梅倫的昏庸，導致英國脫歐（brexit）成為可能，夾帶著私貨的英國領導人帶著脫歐的美好幻象和願景，花費巨大的社會財富脫離了歐洲，留下了 一地的雞毛，直到現在英國仍在收拾這個爛攤子。
作為脫歐的代價，英國健保系統和財政系統現在正面臨前所未有的巨大壓力，也不得不承受俄烏戰爭和疫情雙重衝擊下所帶來的通膨衝擊，而現在是高利率的金融環境，這也 意味著英國將在更大的維度上承受歐洲的系統風險。
作為激進貨幣政策的受害者，M型社會形成的背後是更多的藍領，由於產業製造業外移，科技進步等原因被社會淘汰。 例如底特律和謝菲爾德，曼城等，這些都是工業空洞化，帶來的衝擊：
1.滿腹牢騷怨言的勞工階級和失落的藍領階級。
2. 對社會產業不滿轉化為持續的罷工和社會不穩定的溫床
3. 作為結果社會不得不去開出更多支票幫助群體就業轉型，不得不透過拉升債務赤字上限畫更多大餅增加財政負擔。
4. 社會剩餘價值和財富在低息環境中天然流向資產食利階層，這類階層在全球化的體系下擁有極強的資產配置和轉移能力，更強的資本流動導致資本和技術進一步集中在少數商業 環境發達的城市（加州/倫敦等/香港等）
5. 3，4共同作用的結果導致總體政府財政失衡，頭重腳輕，市政財政入不敷出，城市的破產成為可能性，我們看到日本的幾個城市財政破產和英國伯明翰破產，其實都是以上經濟規律作用的正常 結果。
當藍領階級和富人階級距離越來越遙遠，這樣的距離成為了民粹主義的崛起，也成為了川普，Johnson這類領袖崛起政壇的核心原因。
這些人物的傾向和政策都是和拜登背後的菁英集團所代表的利益完全相違背的。
簡而言之，激進貨幣政策的受害者正在發起對於全球食利階層的一次前所未見的大衝擊。
這也是拜登所面臨的挑戰。
- 民主黨持續對共和黨進行政治清算，試圖從根本上壓制並削弱共和黨。 共和黨開始全面反擊。
- 當兩黨激烈交鋒，債務上限成為攻擊政敵最好的武器（debt ceiling).債務上限兩邊都急於夾帶私貨並且削弱對方的私貨，導致政策開始扭曲，執行不力並帶來更加深度的風險。
- 拜登急於透過壓制通膨，降低物價，穩定就業率作為連任的成績單大力宣傳，走向貨幣緊縮，財政擴張的大政府之路。
- 在俄烏戰爭上急於求成，急於讓烏克蘭取得階段性成果來邀功，這將成為潛在的俄烏戰爭格局上的變數和風險因子。
如果用不太科學的方式，把美國的精英集團比喻成元老院，現在就是元老院內部爭鬥最白熱化的時候。
羅馬並不會因為元老院內訌而滅亡，但會因為一次次元老院的內訌和衰弱。 羅馬具有極強的生命力和彈性，因為羅馬並非一個民族性的概念,羅馬的定義具備擴張性，這也是為何羅馬極具擴張性。
拜登顯然不是凱撒，他只是一個老年癡呆的傀儡。 但是當民主黨想要成為凱撒，掌控整個權力機器的時候，就該當一句話。 。
凱撒最後被刺死的時候，被莎士比亞加工了一下，說出了這句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