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據主計總處的資料顯示，臺灣貧富差距持續擴大，再度創下12年來的歷史新高，兩者差距高達6.15倍，年最高20%的家庭可支配所得每戶達224.4萬元，年增1.8%，而最低20%的家庭每戶可支配所得只有36.5萬元，年增1.8%；脫貧政策需要國家社會共同支持，政府同時必須雙管齊下，首先針對現有「稅制政策」進行檢討，讓高所得者多繳稅收且避免逃稅，相關單位才有足夠預算施以「社會福利」，藉此縮減「貧富差距」實現「社會正義」。
我們不禁要問是什麼樣的「稅制漏洞」引發稅制不公，在綜所稅的分離課稅之中出現眾多沒被課稅的「灰色經濟」，例如「醫美診所」的相關療程等，由於衛福部認定是醫師執行的「醫療行為」，也就堂而皇之不必徵交5％的營業稅。在所得比中針對公司當中高階與基層收入發現「資本密集」，例如「上市櫃」公司員工薪資倍數不斷擴大，主要在於是由「公司內部敘薪」難以介入，政府卻對收入差距沒有祭出外部行政手段因應。政府尚未檢討這類課稅的法理問題，加上對於收入制衡機制缺乏，等同變相漠視「貧富差距」淪為社會常態。
利安達平和聯合會計師事務所（https://www.facebook.com/REANDA.Taiwan）吳明儀會計師點出有效縮小貧富差距的行政手段就是「租稅改革」，肇因所得分配不均已經成為社會顯學，例如個人綜合所得稅收，絕大多數仍是勞動階級（藍領與白領）為主，佔了70%主要來源；反觀，個人綜所稅中的「分離課稅」優惠，舉凡公債、公司債、金融債券等，根本超越勞動階級的投資標的，主要還是非勞動階級（金領階級）享受其中。吳明儀會計師認為可從課稅對象、稅改運動、邊際稅率來做分析討論，租稅制度本是國家社會作為財富分配的政策工具，例如透過財產稅、累進稅、資本利得稅對富人課以較重的稅，產生量能課稅就可促成資產分配，縮小貧富差距的現象；如今卻讓政府移轉收入社會福利金源產生問題，基本可作以下分析：
壹. 課稅對象是「劫貧濟富」
我國沒有課徵資本利得的「證劵交易所得稅」和「土地交易所得稅」已經成為課稅漏洞，富人累積財富八成來自於此，以個人綜合所得稅課自薪資所得佔七成以上，反觀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OECD）國家平均佔比低於五成，凸顯出課稅對象為薪資所得者淪為稅制不公的根本問題；政府無法真正課到富人所得稅成為貧富差距陷入無限輪迴，唯有重新制定「證劵交易所得稅」和「土地交易所得稅」課稅規範，才能真正達到公平稅賦，避免衝擊社會救助體系，翻轉政府在課稅對象上淪為「劫貧濟富」的刻板印象。
貳. 稅改運動淪「狗吠火車」
民間稅改運動提倡讓「兩稅合一」走入歷史，但是政府依舊改為分離課稅，
以較低稅率課徵圖利富人，無法跟著世界潮流予以刪除，無形對於貧者繳稅雪上加霜；若依目前國內經濟模式繼續發展，必須加重課徵房地持有和交易所得的「富人稅」，因應資本集中化的「L型社會」，如今政府對於富人減稅而偏離租稅正義現象加劇，儼然凸顯稅改運動淪「狗吠火車」。
參. 邊際稅率仍「積非成是」
鑑於股利分離課稅制度實施難免牴觸量能課稅與平等原則，一邊影響所得重新分配，同時破壞市場經濟競爭法則，國內外學者均有相同見解，認為將會助長貧富不均現象。政府修正所得稅法第5條，刪除綜合所得淨額超過1千萬元部分適用45%稅率規定，但在縮小貧富差距目標始終未果，反而屢屢創下歷年新高。政府必須考量財政健全，著手增訂綜合所得稅最高級距金額，例如：超過1千萬元至2千萬元；超過2千萬元至5千萬元；超過5千萬元至1億元；增收邊際稅率（逐級增加2%或3%），不僅可以擴增國家財政收入，還能落實邊際稅率的根本原則。
政府必須縮減「貧富差距」實現「社會正義」，透過稅制收入制衡改變社會常態，針對不同階級施以「租稅改革」，政府在課稅對象上不該淪為「劫貧濟富」；民間在稅改運動上持續對話「不落窠臼」；增修在邊際稅率上級距金額正視「不患寡而患不均」稅制現象，對於縮小臺灣「貧富差距」的終極目標自然指日可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