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得我應徵過一間旅遊公司，面試題目是選一個曾經到過最沉悶的地方寫推薦稿。我選了新加坡，因為即便只是去旅行，我也深感這城市的一切太可預測太實在，毫無刺激可言。
那為什麼之後我會到了新加坡呢？一當然為謀生，二也為想放逐自己到他鄉，不想再理香港的那些愛恨情仇糟心事。但即使避世如我，也是不可能孤獨一人生存的，於是我在新加坡認識了阿炳，他成了我的固定飯腳。
他是典型的那種肥仔，臉上總掛著無所謂的笑容，袋裡總放有一包紙巾，讓他可及時處理這赤道氣候催他滴下的汗水。我們相約在沒有空調的小販中心裡。他叫了一碗沒有蝦的豬肉雲吞麵，我叫了一碟沒有肥肉的叉燒飯。
吃著吃著，阿炳突然歪了歪頭，開口說：「王家衛的電影，喜歡的會很喜歡，不喜歡的，會覺得都像在無病呻吟。」
我應道：「那想我這樣喜歡的，是不是都很自尋煩惱？」
「起碼一定比較悲觀吧。」
「Oh God，我受夠悲觀了。」
「你本來就是個悲觀的人，避不到的。」阿炳幽幽的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