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養敵人作自己樁腳」這種事，雖然能作，而且不得不作、非作不可，但是，又豈能播之於口？
貞觀十一年，被任命為安州督都的吳王李恪為唐太宗第五子，因為喜好打獵，常常使人民的田產作物受損，被言官彈劾，因而削官罰俸，太宗對於兒子受到這樣的懲處，心中頗為不快，有一次對大臣說：
「長史權萬紀侍奉吳王，他不能指導吳王不犯錯，實在該當死罪。」當時一位大臣柳範說：
「像房玄齡這樣的良臣侍奉陛下，也不能禁止陛下不打獵，又怎能責怪權萬紀？」
太宗大怒，袖子一甩，回後宮去了，但是，過了一會兒，太宗單獨召見柳範說：
「何苦當著群臣的面頂撞我呢？」
柳範回答：「陛下仁明，臣不敢不盡愚直。」（《資治通鑑》卷一九五）
帝王已自行找台階下了，這個大臣還打蛇隨棍上的強調自己沒錯，這種事大概在專制時代是絕無僅有，難怪史官要大書特書。
唐太宗如此「察納雅言」倒也不是惺惺作態，而是有一個「夢」：
貞觀六年，有一次太宗下朝回宮，怒氣沖沖地說，
「總有一天，我要殺了那個不懂禮數的田舍奴。」
長孫皇后忙問，「是誰？」
太宗說，「就是那個魏徵，每次上朝時都當著群臣頂撞我。」
長孫皇后立即穿上朝服向太宗道賀﹕
「恭喜陛下，賀喜陛下，我聽說必是君主開明才有直言的大臣，現在魏徵敢如此直言是因為陛下的開明，我怎麼能不向您道賀呢？」
一個「英主」的夢，使得唐太宗動心忍性，也終於「美夢成真」，到今天為止，唐太宗仍是東亞政治上的第一英主，無人可以取代。
翻開《新唐書》、《舊唐書》、《資治通鑑》，貞觀時代的諫臣總數並未超過三十人，比起貞觀二十三年中的文武百官，真是戔戔之數。正如魏徵所說，「諫諍這件事是『良臣身獲美名，君獲顯號。』」也就是說「諫諍」與「納諫」乃是一舉兩得、君臣雙美之事，不過，就經濟效益來說，當然是帝王的利益大過臣子——想想看，「養」幾個諫臣，他們不但不曾白吃公家飯，別人也因此不敢尸位素餐；而且，不過「養」幾個諫臣而已，不但可以裨補自己的疏漏缺失，建功立業於當世，還可以讓自己流芳百世，這種投資豈止是穩賺不賠，乃是以小搏大，一本萬利。
因著養了幾個諫臣，唐太宗不敢養宮室、養美女、養獵鷹、養不良嗜好，不過，他卻養了一項凡夫俗子不能養，也不敢養的東西——派系。
貞觀時代的大唐政府中，真是來源各異，包羅極廣，有北周、隋的舊臣；有南朝的遺臣；有隋亡之後逐鹿中原的各方豪傑及其部屬，真是仰齊頭競足，「擠擠」多士。唐太宗網羅這批各路英雄好漢共事，卻不曾用「聯左拉中打右」的離間策略，而是兼容並蓄，讓他們彼此將養，並存不害、並行不悖。歐陽修說：「貞觀時代君臣相得之情古今無兩。」也因此養出一片大唐江山——唐太宗兵不血刃，和衷共濟的整合派系山頭的權謀策略，為後世帝王所宗仰，卻還不曾有人能像唐太宗般養出一大片江山，原因當在於個人之人格特質與氣度——權謀的運用絕對是因人而異。同樣的大刀，關公可以舞出一片刀光護身，尋常大刀手豈能望其項背？
多年以來，筆者常思將唐太宗整合派系的策略做一報告，卻始終不能成事，時間不夠只是原因之一，真正的原因是「力有不逮」，終究是閱歷有限，識見不夠閎通，以管窺天，豈能得其全貌？
《易經》有兩個卦都是講「畜養」：一個是「風天」小畜卦；一個是「天山」大畜卦。小畜以「風」為畜養主體，畜養的心態如風，當然是隨聚隨散，豈能養出一片天？大畜卦以「山」為畜養的主體，畜養者本身有「不動如山」「涵養萬物如山」的人格特質當然能養出一大片天。
不過，唐太宗有一項東西絕對不養，就是「不養小人」。有一次，唐太宗與魏徵談到政治風氣的影響極為深遠時，他說；
「用一君子則君子皆至，用一小人則小人競進矣。」（《資治通鑑》卷一九四）褚遂良兼任史官，唐太宗要求褚遂良記住他自己終生厲行的三件事，其中之一是：「斥棄群小，不聽讒言」。（《唐會要》史館雜錄上）
在這方面唐太宗確實是身體力行，而他最得意的事之一就是：大唐政府之中沒有小人，在隋朝政府中著名的小人如封德彝、裴矩進入大唐政府之中也成為風骨凜然的能臣，為什麼？這一點唐太宗曾經很自負的說：
「小人最聰明，也最識時務，他們發覺他們那一套在這個環境中行不通時，必然會改玄易轍。」懂了唐太宗這句話的人必然會懂一件事：只有聰明的人才夠條件作小人，智商不夠的人還是安分一點。
唐太宗的雄才大略豈是玩假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