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黨敗選，戰犯是誰？
圖片來源：Kamala Harris/Facebook
2024年的美國大選告一段落，前總統川普（Donald Trump）不僅將重返白宮，共和黨更拿下參眾兩院，等同在接下來2年完全執政。民主黨的賀錦麗（Kamala Harris）一天後承認敗選，但向支持者喊話，永遠不要放棄，繼續為了自由、公平與所有人民的尊嚴而戰。但這4年，民主黨為這些價值而戰了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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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鮮亮麗為賀錦麗站台的明星們，你領糧食券嗎？
選前，民主黨找來了大咖明星為賀錦麗站台，包括流行樂歌手凱蒂佩芮（Katy Perry）、女神卡卡（Lady Gaga）、碧昂絲（Beyoncé）、瑞奇馬汀（Ricky Martin）、知名脫口秀主持人歐普拉（Oprah Winfrey）、奧斯卡影星山繆·傑克森（Samuel L. Jackson）等，更獲得年輕人喜愛的流行音樂巨星泰勒絲（Taylor Swift）在社交媒體上積極推廣。然而，這並沒有幫賀錦麗找回票源。被全球化甩在後頭的多數美國人，只想問，「你們和我一樣領糧食券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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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皮尤研究中心（Pew Research Center）去年（2023年）4月公布的數據顯示，平均而言，2,160萬個家庭中的4,120萬人在2022財年（從2021年10月到2022年9月）每月領取糧食券，即官方稱呼的補充營養援助計畫（Supplemental Nutrition Assistance Program， SNAP）福利，這相當於美國總人口的12%。
綜觀歷史，1980財年至2008財年，所有美國家庭領取糧食券的比例在約7%至11%之間波動。但這比例在2008年金融海嘯期間迅速上升，並在2013財年達到高峰18.8%，即2,310萬個家庭，即4,760萬人。2020年3月，隨著COVID-19疫情導致的封城以即防疫狀態，領取人數立即從2020年3月的3,720萬人躍升至一個月後的4,090萬人，並於2020年9月達到頂峰，領取人數略高於4,300萬人，佔常住人口的13%。
補充營養援助計劃的歷史可追溯至經濟大蕭條時期。1939年，第一個糧食券計劃作為試點項目開始，旨在解決飢餓問題和農產品過剩。參與者可購買橘色券來換取食品，並額外獲得藍色券以換取過剩商品。1943年，由於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經濟狀況改善，原始的糧食券計劃結束。1961年，時任美國總統約翰·甘迺迪（John F. Kennedy）透過試點項目重新啟動該計劃，目的是減少飢餓問題。1964年，總統林登·詹森（Lyndon B. Johnson）簽署《糧食券法案》，將該計劃設立為永久性項目。法案旨在改善低收入家庭的營養狀況，並透過增加食品購買力來支持農民。1974年，「糧食券計劃」在全國範圍內推廣，顯著擴大了參與的覆蓋面。1977年，重大改革取消了參與者必須購買糧食券的要求，使福利更易於獲得。2008年，該計劃正式從「糧食券計劃」更名為「補充營養援助計劃」，改為使用電子福利轉帳（EBT）卡而非實體糧食券。
正如我在7月份發布的一篇題為〈生鏽的台灣與衰敗的美國〉文章中所提，2021年1月到2023年底，拜登執政頭三年實質GDP成長率平均每年3.4%上下，2023年儘管疫後復甦結束，GDP仍成長2.5%。同一時間，S&P 500指數躍漲23.8%，期間該指數締造了69次新高紀錄。這些都成為拜登口中經濟成長的漂亮數字。但美國住房和城市發展部2023年12月15日發布的2023年度報告顯示，美國現階段無家可歸者人數超過65萬人，創2007年開始統計這項數據後的新高。美國人口普查局2022年12月發布的報告顯示，2021年美國貧困人口為3790萬，官方統計的貧困率達11.6%。
你可以討厭川普，但他至少清楚地提出了他的經濟政策，核心圍繞在三大減稅計劃：小費不徵稅、取消加班稅、社會安全稅減免，其中小費不爭稅的政策主張，賀錦麗在選戰期間也在川普之後提出。川普希望透過這種方式減輕約9320萬美國人的稅負，使他們可能在接下來完全或部分免除所得稅。除了稅改計畫外，另一項核心就是關稅。川普陣營主張對大多數外國產品徵收統一的基準關稅，預計為10%至20%，且對中國商品可能徵收高達60%的關稅。這樣的理論其來有自。
萊特海澤主義
在上一篇分析川普第二任期是否會延續對中國的貿易戰，以及對其他對美「不公平貿易」的國家展開新一輪貿易談判時，我提及了川普經濟政策的核心幕僚—萊特海澤（Robert Lighthizer）。萊特海澤在去年（2023年）出版的《沒有自由貿易：改變方向，迎戰中國，並幫助美國工人》（No Trade is Free: Changing Course, Taking on China, and Helping America's Workers）一書中，詳細闡述了他的經濟理念。
萊特海澤首先回顧了美國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的貿易政策演變。在二戰結束後的冷戰時期，美國逐步確立了自由貿易的全球主導地位。這時期的美國政策旨在促進盟國之間的經濟合作，進而穩定國際政治秩序。當時的美國決策者相信，貿易自由化可以防止極端民族主義的抬頭，也能抑制戰爭的爆發。特別是在歐洲，美國支持的經濟政策幫助戰後的西歐國家從戰爭的破壞中恢復過來，並藉此維持了一個穩定的資本主義陣營。
然而，這項政策在冷戰期間受限於地緣政治考量，沒有過度推行到所有地區。萊特海澤在書中指出，當時美國並未追求對蘇聯和其他共產主義國家的貿易自由化，而是利用貿易促進了西方陣營的繁榮，以對抗蘇聯影響力。
隨著冷戰的結束，美國的貿易政策開始朝向更加「激進」的自由化發展。1990年代的全球化浪潮對美國貿易政策帶來了巨大轉折，當時的政策制定者逐漸將全球市場視為一個統一體，試圖將自由貿易的理念推向全世界。當時的主要事件包括《北美自由貿易協定》（North America Free Trade Area ，NAFTA）的簽署，以及對中國貿易開放的承諾。
這也成為萊特海澤抨擊的對象，這兩項是「害慘」美國的元凶。萊特海澤認為，《北美自由貿易協定》給美國帶來負面影響，特別是其迅速在美國工人階級中顯現。低成本的墨西哥勞工吸引了眾多美國企業將生產線轉移至國外，這種情況導致美國工廠關閉和大量工人失業。而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World Trade Organization，WTO）後，其經濟模式並沒有遵循WTO規則，而是以國家資助和市場干預的方式推動國內產業，形成了不公平的競爭環境。
也因此，在川普第一任期時，時任美國貿易代表的萊特海澤隨即與加拿大和墨西哥重新針對貿易進行談判，並對中國展開貿易戰。全球化獲益的，是那些華爾街的商人，是那些科技巨擘，但換來的，是美國貿易赤字的逐年上升，全球化的反噬與缺陷逐漸顯現，苦的是大多數底層藍領階級的工人。
儘管，萊特海澤看起來是古典自由經濟主義的信仰者，他對政府補貼持保守態度，但萊特海澤仍認為在特定領域進行補貼是必要的，特別是半導體產業。透過補貼這些關鍵產業，美國可以減少對中國在高科技領域的依賴。萊特海澤在書中建議美國在高科技和戰略性領域與中國實施「戰略性脫鉤」，特別是在涉及國家安全的技術方面。具體措施包括撤銷中國的「永久正常貿易關係」（Permanent Normal Trade Relations，PNTR），並對中國進口商品加徵高額關稅，從而迅速達到雙向貿易的平衡。這些關稅應該逐步實施，並針對中國產品設立更嚴格的進口管制，確保美國的供應鏈不再依賴中國。
萊特海澤還強調，美國應當改善其現有的反傾銷和反補貼法規，使得本土企業可以更輕鬆地對中國進口產品提出不公平競爭的訴訟。此外，他呼籲政府為美國工人和製造商提供更多支持，通過工資補貼和技術培訓等政策來提升本土企業的競爭力，並抵消全球化帶來的負面影響。
川普信仰這一套。他多次推崇他口中的「關稅之王」、美國第25任總統威廉·麥金利（William McKinley）。1890年，共和黨控制的國會通過了《麥金利關稅法》，大幅度提高了關稅稅率，確立了高關稅政策。此後，美國的一些新興產業在一段期間內得到了保護和促進。例如，鍍錫鐵產業在獲得1890年麥金萊關稅法的保護後，得以快速發展。此外，《麥金利關稅法》還衝擊英國當年的自由貿易政策，影響了「日不落國」的全球戰略。
川普奉「提升關稅」與「降低所得稅」為圭臬，並嘲諷1900年代初期，美國政府的重大稅制變革，從主要依賴關稅轉向以所得稅為主要財政收入來源，川普形容那是「愚蠢的」（stupidly）。然而，他卻忽略了，當時的這項轉變是因為經濟結構產生變化。隨著工業革命的進展，美國經濟從以農業為主逐漸轉向以工業和服務業為主。這一過程中，傳統依賴關稅的財政收入模式逐漸顯得不再適應新的經濟環境。關稅主要針對進口商品，隨著國內產業的發展和貿易模式的變化，依賴關稅的財政體系無法滿足日益增長的公共支出需求。
如今，川普正準備複製19世紀末的產物，重新與各國展開貿易談判，儘管這樣的決策引發「專家們」抨擊根本不可行，但只要川普堅信，「專家們」的意見根本不重要了。至於萊特海澤呢？他不是「專家」，在川普眼中，他只是「眾人皆醉我獨醒」的存在。
賀錦麗自己也不清楚的「機會經濟」
你可以嘲笑川普活在19世紀末，你也可以抨擊他的經濟政策根本不可行，但他至少擘畫出了藍圖，無論是否可以達成。然而，因為拜登逼退而被迫上場救援的賀錦麗，對於經濟政策可說是一蹋糊塗。在8月底芝加哥舉行的民主黨全國代表大會前幾天，才匆忙提出所謂的「機會經濟」（Opportunity Economy），一個過去長期受共和黨人青睞的用詞。
但到底什麼是「機會經濟」？對於一個不斷強調自己是會抓詐欺者的檢察官來說，她也不清楚。賀錦麗的政策，大多放在社會福利上，諸如提高最低工資、首次購屋補助、擴大低收入住房稅收抵免、將兒童稅收抵免擴大，然而這些與過去共和黨人青睞的「機會經濟」根本不同。賀錦麗的「機會經濟」實質上涉及聯邦政府對經濟進行更積極的干預，這與共和黨傾向於減少監管和市場驅動的解決方案形成鮮明對比，且賀錦麗提議增加對企業和高收入者的稅收，這與典型的共和黨對企業和富人減稅的做法不同，更別提加強工會和工人保護的措施，因為這根本不是共和黨的經濟政策的重點。
當賀錦麗「樂觀地」認為，喊出一個受共和黨人青睞的詞，就能吸引其選民。她沒看到的是，過去她和拜登執政下，沒有緩解讓美國人民痛苦的通膨指數。而人們只會想問，如果妳的政策這麼好，為什麼過去4年不做呢？
拜登背後的地下總統
而在全球化，誰也脫鉤不了的時代，經濟勢必牽涉外交政策。COVID-19疫後出現了小幅的通膨，但那是可預期的。然而，2022年2月24日，俄羅斯發動對烏克蘭的入侵行動，拜登政府隨後祭出多項對俄羅斯的經濟制裁措施，包括針對俄羅斯金融部門和國防工業基礎的措施、俄羅斯能源收入的制裁，以及主導將俄羅斯銀行逐出全球銀行金融電信協會（SWIFT）。
2023年10月，以色列納坦雅胡政權忽視鄰國埃及的情報警告，導致巴勒斯坦的哈馬斯成功武裝突襲位於以色列南部的雷姆音樂節。這場原本象徵著友誼、愛與和平的慶典，在一夜之間變成了恐怖襲擊的現場。襲擊導致至少260名無辜平民喪生，多數為參與音樂節的民眾。此外，哈馬斯武裝分子還綁架了至少40人，其中包括以色列人和多名外國公民。隨後，納坦雅胡政權展開軍事報復，不僅全面轟炸哈馬斯控制的加薩走廊，地面部隊更從北加薩一路「清掃」至南加薩。加薩走廊平民的人道危機引發關注，但美國卻從未扮演世界強權的角色，而是唯納坦雅胡是從。拜登政府的國務卿布林肯在2023年10月12日的以色列記者會上表示，「我不僅以美國國務卿的身份站在這裡，也以猶太人的身份」。他提到了他的祖父逃離俄羅斯的反猶太暴動，以及他的繼父在大屠殺期間倖存的經歷，藉此表達對以色列人民的團結和支持。布林肯明確地表達了，他不只是美國優先，也是猶太人、以色列優先。
美國總統拜登在以哈衝突爆發後，隨即表態堅定支持以色列的軍事行動，並向國會提出了一項總額約1060億美元的特別撥款請求，其中143億美元將用於軍事援助以色列。此外，美國政府自衝突開始以來，持續向以色列提供加速和無條件的軍事財務援助、裝備和人員支持，儘管加薩走廊面臨嚴重的人道主義危機。
另外，拜登政府還否決了聯合國安理會關於衝突的決議草案，並阻撓相關決議通過。儘管國內反戰呼聲高漲，拜登政府在公開場合敦促以色列避免造成大量平民傷亡，但並未停止對以色列的軍事援助。自2023年10月7日至2024年8月26日，根據加薩走廊衛生機關的數據，至少有40,435名巴勒斯坦人死亡，93,534人受傷。加薩走廊的衛生系統在衝突中已全然崩潰，至少5萬名兒童在過去十個月內可能未接受任何免疫接種。食品和基本生活物資短缺嚴重，烹飪氣體價格上漲超過500%，柴油價格飆升超過1000%。
同樣是猶太人、去年以百歲高壽過世的前國務卿季辛吉（Henry Kissinger），任內也面臨嚴重的中東衝突。比起布林肯高談祖父與繼父的遭遇，季辛吉是親身見證納粹的崛起。1938年，就在臭名昭著的「水晶之夜」大規模迫害事件爆發前，季辛吉與他的家人逃往美國，以躲避大屠殺的迫在眉睫的威脅。這次逃亡至關重要，因為季辛吉在德國的許多親屬，後來都在大屠殺期間被送往集中營並遭到殺害。季辛吉更有資格高喊「我不僅是美國國務卿，也是猶太人」，但他沒有這麼做。
1973年10月6日，正值猶太歷贖罪日（Yom Kippur），埃及和敘利亞突然對以色列發動軍事攻擊，試圖收覆在1967年六日戰爭中失去的土地。當天，許多以色列士兵當時正在參加祈禱活動，正是一年裡防衛相對空虛之時。時任美國總統尼克森（Richard Nixon）正忙著處理國內的政治鬥爭與牽涉他的各項醜聞，時任國務卿季辛吉意識到需要迅速行動以防止戰爭進一步升級，並確保美國在中東地區的影響力。季辛吉在國內政治混亂的情況下，幾乎獲得了對外政策的完全控制權，他旋即開始制定應對危機的策略，目標是確保戰爭結果能夠加強美國在中東的地位，尤其是阿拉伯國家，並減少蘇聯在這關鍵區域的影響力。季辛吉不僅大膽直接和間接與巴勒斯坦解放組織（PLO）進行接觸，同時將力量集中在使以色列與阿拉伯國家，特別是埃及達成和解上。
季辛吉巧妙地利用了美國的軍事支持作為籌碼。在那場戰爭期間，美國起初延遲，隨後仔細控制對以色列的軍事設備補給，以此維持對以色列軍事能力與行動的影響力。美國對以色列進行了大規模的軍事補給，這使得以色列能夠在戰場上取得一定的優勢。季辛吉巧妙地利用他的外交管道向以色列施壓，要求其接受停火協議。他往返於以色列與阿拉伯國家首都之間，作為中間人協商出雙方可接受的條件。儘管提供以色列軍事援助，季辛吉也試圖避免阿拉伯軍隊的完全潰敗。他擔心以色列的決定性勝利會引發蘇聯的干預，從而損害美蘇之間的緩和關係。
季辛吉有時會向不同對象傳遞不同的信息。例如，他告訴時任以色列總理梅爾夫人（Golda Meir），美國不會要求以色列放棄戈蘭高地，同時卻向沙烏地國王費薩爾表示美國不支持以色列對戈蘭高地的主張。當以色列在反擊過程中，一路入侵埃及本土，甚至即將兵臨開羅城下時，季辛吉透過對梅爾夫人施加壓力，促使以色列部分解除對埃及第三軍的封鎖，以避免進一步激化衝突並防止蘇聯的直接介入。
季辛吉在外交上的狡詐，成功裂解各種可能對美不利勢力的團結。反觀拜登政府，不僅成功促使以中國、伊朗、俄國及北韓團結建構「新邪惡軸心」，在實質國際影響力上，也未能成功阻擋中國主導的金磚峰會（BRICS Summit），並從原本的五國擴增至九國，甚至讓「全球南方」（the Global South）在崛起的過程中靠向中國。儘管拜登是出身自參議院外交委員會的外交老兵，但以結果論，這是一場失敗的外交棋局，美國不再能強勢主導國際政治與地緣政治。
拜登垂垂老矣，今年6月一場災難性與川普的電視辯論後，他遭到自由派媒體、學者以及黨內位高權重者的逼宮，一個月後宣布不再競選連任。從此，國際舞台上，代表美國的不再是拜登，可能是國務卿布林肯。
今年9月21日，拜登同澳大利亞總理艾班尼斯（Anthony Albanese）、印度總理莫迪（Narendra Modi）和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在他家鄉特拉華州威爾明頓附近舉行四方安全對話（Quadrilateral Security Dialogue，Quad），這是他任內最後一次的四國峰會。然而，坐在圓桌上的，卻出現了第五個人，他既不是國家元首，也非政府首腦，就這樣大喇喇地坐在了拜登與岸田文雄的旁邊。是的，那是布林肯。
從歷史上看，國務卿作為美國外交的部長級官員，經常參加國際會議是常態，但通常與國家元首分開行動，或在輔助角色中出席，而非與元首同坐主會議桌。儘管，四方對話在川普第一任期內恢復運作，但領袖峰會是直到拜登就任後才開啟。而在先前實體的四方會談中，除首次在華府舉辦的領袖峰會中，可以看到布林肯坐在領袖級別座位上，接著在日本東京與廣島舉辦的峰會上，皆不見其坐在領袖級別座位上，特別是在東京那場峰會中，布林肯是坐在了拜登的後方的幕僚座位上。
這凸顯了拜登政府紊亂的權力關係。而布林肯的背後，代表的可能是軍工複合體優先，是猶太復國主義優先，而非整體美國利益優先的價值。土耳其廣播電視公司國際頻道（TRT World）在美國大選前夕，製作了一篇有關布林肯的特別報導，說明了中東阿拉伯人對他的評價。影片的開宗明義，即援引《美國外援法》（Leahy law），強調該法禁止各州及國防部門資助嚴重侵犯人權的外國安全單位。而布林肯似乎正在違反自己的國內法。身為國務卿，布林肯在塑造美國外交政策，尤其是中東事務方面擔任重要角色。然而，他的政策和行為似乎與其個人背景緊密相連，這使外界質疑他在以巴衝突中的立場是否存在偏頗，尤其是在對以色列的支持上。
「拜登經濟學」的核心成了讓軍火商發大財
布林肯的家族淵源可追溯至烏克蘭。他的曾祖父米爾·布林肯（Mir Blinken）於1879年出生在基輔附近，並於1904年攜家人移民美國。這場移民為家族奠定了支持猶太復國運動的根基，而布林肯的家族背景也與支持以色列息息相關。布林肯的祖父莫里斯·布林肯（Maurice Blinken）是熱心的猶太復國主義者，積極支持猶太國家的建設。在二戰後，他創立了美國巴勒斯坦學院，倡導猶太國家的可行性，其倡議在說服美國政府中部分懷疑者相信以色列的建國潛力上發揮了重要作用。
布林肯的父親唐納德·布林肯（Donald Blinken）延續了這一傳統，曾在克林頓政府期間擔任美國駐匈牙利大使。唐納德與猶太女子朱迪斯·弗里德曼（Judith Fredman）結婚，家族背景深厚，與猶太文化和以色列支持緊密相連。父母離異後，安東尼的母親改嫁給律師兼大屠殺倖存者塞繆爾·皮薩爾（Samuel Pisar），皮薩爾因其與以色列的聯繫及其據稱與以色列情報機構的關係而聞名。這樣的家族背景，對布林肯的個人觀點和職業生涯產生深遠影響。
在從歐巴馬政府的副國家安全顧問與副國務卿卸任後，布林肯與前國防部政策副部長米歇爾·佛洛諾伊（Michele Flournoy）共同創立WestExec Advisors。據《外交政策》雜誌報導，該公司的客戶包括國防工業、私募股權公司和對沖基金。而布林肯一共在WestExec Advisors獲得近120萬美元的報酬。
已故共和黨資深參議員馬侃（John McCain）2014年，針對當時歐巴馬政府提名布林肯為副國務卿時，就曾強烈反對布林肯的提名，並表示布林肯「不僅沒有資格，實際上在我看來，他是這位總統所選擇的所有糟糕人選中最糟的一位」。當年，馬侃指出，他並不常在參議院反對總統的提名人選，但他警告，布林肯對國家及其服役人員構成危險。
馬侃以2013年布林肯的演講為例，指出布林肯曾公開炫耀了歐巴馬政府的一些成就，包括
- 負責任地結束伊拉克戰爭
- 為從阿富汗撤軍設定了明確的策略和時間表
馬侃稱這些言論「與現實脫節，只有兩種結論可得：要麼布林肯極其無知，要麼他根本不說實話」。他引用布林肯自誇說，「許多人預測暴力將會重返，伊拉克將滑向宗派戰爭，但那些預測被證明是錯誤的」。他還引用布林肯宣稱，在阿富汗，「我們非常清楚，我們一直保持一致。戰爭將在2014年底結束。我們有一個時間表，這個時間表不會改變」。7年後，即2021年，拜登成為美國總統，布林肯成為了國務卿，當年馬侃的警告成為了現實。
拜登於2021年9月1日在白宮會見了烏克蘭總統澤倫斯基，距離8月30日美國從阿富汗匆忙且混亂的撤軍僅兩天。當時，拜登政府宣布向烏克蘭提供新的6,000萬美元安全援助計劃，其中包括標槍反坦克系統。儘管，拜登當時沒有對於澤倫斯基過程中試圖討論烏克蘭加入北約的機會，做出任何堅定承諾。但自2009年擔任美國副總統以來，拜登一直表達支持烏克蘭加入北約的願望。他維持這一立場，並且最近在2023年表示「烏克蘭的未來在於北約」。拜登政府高級官員、國務院顧問德里克·喬利特（Derek Chollet）也坦承，在俄羅斯入侵之前，美方並未積極處理俄羅斯總統普丁對烏克蘭可能加入北約的擔憂。此外，拜登拒絕了普丁要求美方承諾不接納烏克蘭加入北約的要求，並強調北約的「開放門戶政策」。
以舊保守主義（Paleoconservatism）自居，反對伊拉克戰爭、反對《國家評論》（National Review）和《旗幟周刊》（The Weekly Standard）的新保守主義（Neo-conservatism）立場的《美國保守派》（The American Conservative），2023年一篇題為〈為何有和平談判，卻沒有和平？〉的文章指出，2022年2月24日俄羅斯入侵烏克蘭後的最初幾週，俄羅斯與烏克蘭曾三度進行重要的和平談判嘗試，包括在白羅斯的談判、以色列前總理貝內特（Naftali Bennett）試圖居中協調以及土耳其協調產生「初步達成」的協議。然而，三次談判中，烏克蘭都提出了不加入北約的承諾，但這三次談判都被美國所阻止。曾揭露越戰中美萊村屠殺並獲得普立茲獎的調查記者西摩·赫什（Seymour Hersh）引述一位匿名美國官員的話表示，拜登政府向烏克蘭發出最後通牒，要求烏克蘭要馬拒絕談判，要馬損失450億美元的非軍事援助。
美國國務院發言人普萊斯（Ned Price）在2022年3月21日的記者會上，當被問及澤倫斯基是否「開放於一個外交解決方案」時，他拒絕了即便該解決方案符合烏克蘭目標的談判結束戰爭。他回答道，「這是一場戰爭」、「在許多方面，這場戰爭超越了俄羅斯，也超越了烏克蘭」。而美國在這場戰爭中，扮演得角色不是促進和平，而是「有目的的削弱俄羅斯」。2022年4月底，時任國防部長奧斯汀（Lloyd Austin）在訪問基輔後坦承，「我們希望看到俄羅斯被削弱到無法做出像入侵烏克蘭這樣的行為」。
原本在COVID-19疫情後，拜登希望透過他的「拜登經濟學」（Bidenomics），來解決美國的經濟問題，包括投資美國的製造業和基礎設施、創造工作機會（特別是在製造業領域）、將半導體生產帶回美國、在全國建立科技創新中心、透過基礎設施和農業投資支持美國的農村地區，他希望建立一種支持中產階級和工薪家庭的經濟模式，而不是僅僅有利於富人。然而事實卻是，重用布林肯與奧斯丁等過去與軍工複合體有極度掛勾的人參與內閣，「拜登經濟學」已成為「讓軍火商發大財」的代名詞。失控的通膨，讓拜登最近一次提及「拜登經濟學」停留在在2023年11月1日，同月底的民調數據顯示，許多美國人對拜登經濟學對其個人財務的影響持懷疑態度，僅有38%的人贊成他對經濟的處理。
笨蛋，問題在通膨
1992年，時任民主黨阿肯色州長柯林頓（Bill Clinton）競選美國總統時，其策略長卡維爾（Jim Carville）提出的口號，「笨蛋，問題在經濟」（It's the Economy, Stupid）。成功利用當時美國普遍存在的經濟衰退現象，推翻剛打贏科威特戰爭的老布希（George H. W. Bush）的競選策略。時隔30年，史丹佛大學經濟學教授兼胡佛研究所高級研究員、曾任老布希政府經濟顧問委員會主席的邁克爾·博斯金（Michael Boskin），2022年於非營利媒體組織「Project Syndicate」上發表題為〈笨蛋，問題在通膨〉（It’s the Inflation, Stupid）一文早已提出警告，開宗明義就提醒拜登，應明智地效仿其前任柯林頓的榜樣，以免他最終步入與吉米·卡特相似的政治命運。
博斯金警告，不僅僅是年度消費者物價指數通膨率是近幾十年來正常水平的四倍，還包括食品和能源價格暴漲、新屋開工和零售銷售停滯不前、無力應對爆炸式增長的社會保障和醫療保險支出成本等。而拜登政府將責任推托給俄烏戰爭、供應鏈中斷和「貪婪」公司，並一再強調高通膨是一種全球現象，但事實上，問題出在拜登忽略了歐巴馬時代的高級經濟顧問薩默斯（Larry H Summers）2021年初對甫上任的拜登政府提出的警告，新刺激方案「美國救援計劃」規模過大，超出了當前經濟所需的支持力度，這種過度刺激可能會導致經濟過熱並引發更嚴重的通膨。2年後，這樣的警告一語成讖。
法新社白宮特派員坎普（Danny Kemp）今年4月中也提出同樣的警告，「當美國人每次加油時感到痛苦、去超市時掙扎著要餵飽家人，或是擔心如何支付房租時，大的經濟數字對他們來說並不重要」。「拜登經濟學」變成了「拜登通膨學」（Bidenflation），更成為對手攻擊的象徵。
當溫飽成問題時，民主只是一種奢侈。民主黨人似乎沒有意識到這一點，選前極力塑造「捍衛美國民主」、「川普是美國民主的敵人」，對美國大多數選民而言，這只是空洞的吼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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