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社會思想史的人，一定比一般人更注重，如何在汗牛充棟的（史料）文中，挖掘出他們經由理性思辨判定的「時代精神」及其「精神史」。不用說，上述那種對象物極為抽象又具流動性和難以概括的，何者才是最具代表那個時代的精神特徵？這是令研究者最感頭疼的問題與時刻。但不想就此畫地自限的人，似乎可以提出另一種追問：你要考究的年代時期，只容許存在一種時代精神嗎？它不能同時有多種多樣的時代精神及個人歷史關注點的擇取？
我這樣說是因為自己曾遇到這樣的難題，後來經由思想與行動的實踐才脫離了這個困境。以下，我所舉例的作家評傳及隨筆集：佐久間文子《美しい人 佐多稲子の昭和》（芸術新聞社，2024-11）、川本三郎《陽だまりの昭和》（白水社，2025-2），正是我認為有其時代精神的文本。佐多稻子（1904-1998）是日本普羅文學代表性的作家之一，一度加入了日本共產黨後來被開除黨籍，其一生經歷了許多磨難，因此其多數作品即其生命與生活之歌的反映。從這個角度來看，佐多稻子所經歷的激蕩與挫折的昭和時代全收納進了其筆下的文學世界裡。我認為這應可視為一種典型的時代精神。
與佐多稻子熾烈的普羅文學特質相反，川本三郎（1944--）的《陽だまりの昭和》則以抒情筆觸記述了他經歷過的昭和時代。他筆下的昭和時代有陽光普照有溫煦和希望。進一步說，作為讀者的我們透過作者對人與物的追憶與描繪，同樣能獲得一種回到歷史（昭和時代）的現實感。而這種閱讀方式有個好處，我們不必背負歷史教科書的重壓，以輕鬆自在和感性的方式即能完成這一歷史的閱讀之旅。所以總結說來，我認為作家的本領有時候比巫師施展法術還棋高一籌。（2025年5月1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