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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到洛杉磯之後，我才第一次知道什麼叫做呼吸。
這裡的天氣好得不像話，乾燥、明亮，有種和我過去生活完全無關的潔淨———
我每天早上起床，綁起馬尾，從衣櫃裡挑一件自己喜歡的便服T恤和牛仔褲，塞進運動鞋就可以出門。不再是那種死板板的制服，不再有人對我的穿著指指點點。這裡的校園；不會有人因為你眼睛的顏色、姓氏的拼音、或午餐帶的是三明治還是餃子，就給你貼標籤。
我轉進了UCLA Lab School。那是一所風評不錯的混齡校，雖然不算特別高級，但學生彼此之間有種說不出的寬容與距離感。沒有人問我「從哪裡來」、沒有人問「為什麼轉學」，大家只是把我當成新來的普通同學。
我甚至在幾週內交到了四位朋友———
準確來說，是四位願意和我一起吃午餐、一起去海灘、甚至一起為了萬聖節裝扮頭痛半天的女孩———
她們的名字我記得清清楚楚，但這裡我先不說，因為她們在我生命裡還只是暖色調的背景。她們不知道我曾經有過幾次在廁所割手腕，也不知道我的媽媽王心怡，在這幾天，親手主導了一場押送行動。
這不是普通的「押人」———這是一場專屬於復仇的、秘密而徹底的審判。
那天早晨，我還在吃著草莓果醬吐司，媽媽走進餐廳，一身黑西裝，風衣還沒脫。她朝我點點頭說：「他們，昨晚抵達了。」
我放下手上的杯子，嘴裡的甜味突然變得苦澀：「是誰押的？」
「貨物部的弟兄。從香港轉機到舊金山，再從那邊用幫內的運輸線轉進洛杉磯。我親自簽的通行令。」她語氣平穩得像在說今天會不會下雨。
我沒問那些人的名字，因為我知道她口中的「他們」，指的是那些曾經霸凌我的人———
那些在小學教室裡叫我「雜種」、在走廊潑我水、把我放在廁所裡鎖起來一個下午的小孩們。他們的父母也一併被帶來了，因為在我試圖自殺後的那一年裡，他們沒有一個人對我道過歉，反而公開在社區裡說我「裝可憐」、「小孩子哪有什麼真正的心理問題」。
我原以為，他們會永遠躲在中國那個我再也不想踏進的城市裡。但媽媽說過：「欠的債，我不會讓他們拖到成年。」
這次的押送不是普通的遣返。他們是以「非法跨國侵害未成年美籍公民名譽與人身安全」為名，由凱斯羅薩幫內部特殊行動組執行。這些名目在幫派內部其實就是一種對仇恨的法律包裝，是對「我女兒差點死掉」這件事的最直接回應。
據說押送當天，十五輛黑色廂型車同時開進LAX機場的地下貨運區，每輛車內都坐著一名被蒙眼的人。車隊繞過聯邦邊檢，用的是從墨西哥幫派那邊換來的臨時通道許可———
媽媽當年曾救過墨幫的老大女兒一命，那是交換條件之一。
他們被押送進洛杉磯郊區的一棟舊倉庫，從外觀看起來像是廢棄的輪胎行，但地下十六樓，是幫內的「問責室」。我聽過那地方，裡面沒有燈，只有攝影機和冰冷的不鏽鋼牆壁。每個人都要單獨進去，每個人都有一段錄音被播放，那是我當年手機偷偷錄下的，那些人罵我的聲音。
「你就不是中國人！你爸是誰都不知道吧？」
「混血兒都這麼噁心嗎？」
「你死掉好了，省得看你臉煩。」
那錄音，每個人都會聽五遍。聽完之後，他們要寫下悔過書。但真正的審問，並不是為了讓他們懺悔，而是讓他們在黑暗中面對自己當年的惡毒。
媽媽說：「這不是報仇，這是教育。」
我不信她。她只是想讓我重新站起來。
這些人不會死。至少短時間不會。他們會被關在地下，會被慢慢問話，被分開審訊。媽媽說過，她不會動手，但不代表弟兄不會。這是幫派的規矩———「不動手，不代表不讓你受苦。」
有時我在操場上跑跨欄，腦子會浮現那些人現在的樣子。是否還穿著當年那些假潮流衣服？是否還記得我在廁所裡哭的樣子？是否知道，他們的爸媽此刻也被困在同一棟建築裡，和他們一起承受從沒想過的代價？
我不知道。
我只知道，我還活著，還能站上跑道。我的項目是個人徑賽，六百公尺跨欄。每一步我都踩得穩穩的，就像媽媽說的：「妳的未來，不能再讓別人決定。」
朋友們偶爾會問我：「妳是不是有點神祕？」
我只笑笑說：「我只是比較喜歡安靜而已。」
她們不知道，有些秘密，比尖叫還沉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