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來,全球貿易秩序正處於深刻轉型之中,美國作為過去幾十年來自由貿易體系的倡導者與核心推動者,卻日益展現出保護主義色彩,令其他國家在與美國洽談關稅協定時面臨諸多挑戰。即便是與美國關係密切的盟友,亦未能在近幾年內與華府達成新一輪的全面關稅協定。
這種局勢不僅與美國本身的貿易政策轉變有關,也受到國際秩序失衡、談判立場分歧、國內政治壓力、非貿易議題滲透等多重因素的影響。而在這樣的背景下,所謂「川普未同意也未否認的海湖莊園協議」所代表的外交模糊性與不透明性,更讓情勢雪上加霜,為各國對美政策增添更多不確定與猶疑。
一、美國貿易政策的轉變與保護主義抬頭
川普政府上任以來,美國的貿易政策便展現出強烈的「美國優先」色彩。關稅被視為談判籌碼與施壓工具,而非單純促進自由貿易的手段。
特別是「對等關稅」(Reciprocal Tariffs)的提出,明顯背離了世界貿易組織(WTO)長年推行的「最惠國待遇」(MFN)原則。這使得全球貿易夥伴無法在制度上取得穩定保障,加深對與美國簽署貿易協定的疑慮。
美國也頻繁對被視為貿易逆差來源國或「不公平貿易」行為進行高額關稅懲罰,如對中國、歐盟及其他新興市場國家課徵鋼鐵、鋁、汽車等產品的關稅,引發報復行為與貿易戰,整體環境更不利於推動協定。
二、談判立場與制度理念的巨大分歧
美國談判策略強硬,往往要求他國在敏感產業做出重大讓步。以汽車市場為例,美國曾以徵收高額關稅為手段,試圖逼迫歐盟放鬆市場限制,但歐洲國家視此為脅迫手段,無法接受。
此外,美國要求的協定條件通常與其國內法律和遊說力量綁定,造成協商不對等。他國政府則面臨反向壓力,避免在國內引發出讓主權或喪失產業利益的批評聲浪。
這種談判方式,不僅無法建立互信,反而讓各國更加堅決地尋求替代機制,如參與RCEP、CPTPP等區域協定,繞過美國的雙邊壓力。
三、WTO爭端解決機制的癱瘓
WTO作為全球貿易爭端的仲裁機構,本應發揮解決糾紛與維持規則秩序的作用,但美國多年來阻擋其上訴機構法官的任命,使該機制陷入癱瘓。
這直接造成各國在面對美國貿易挑戰時缺乏中立裁決平台,使爭端演變為報復性行動與雙邊貿易戰,間接阻礙了新的多邊或雙邊關稅協定的誕生。
在法治秩序無法保障的情況下,各國自然趨向防禦性策略,而非積極開放。
四、國內政治與產業遊說的制約
無論在美國或他國,貿易協定都與國內政治密切相關。美國國會對貿易協定審查權重大,使得即便行政部門達成共識,也未必能順利推行。
某些重要搖擺州的產業(如農業、製造業)利益會直接影響總統或議員的選舉,導致政府在制定政策時被迫迎合特定利益團體,進而降低談判彈性。
他國亦同樣面臨來自工會、產業團體的壓力,在缺乏雙邊互信的情況下,很難承擔簽署協定的政治代價。
五、地緣政治與非貿易議題的滲透
現代貿易談判早已超出「貨品換市場」的傳統模式,涉及的議題包括環境保護、勞工權益、數位主權、國家安全等。
例如,美中貿易衝突不僅限於商品關稅,更延伸至高科技產業、半導體供應鏈、數位平台審查與資料管制等深層戰略議題,使得任何協定談判都變得極為困難。
在與中國、俄羅斯等國的地緣政治緊張升高的情況下,美國甚至將貿易作為戰略工具,進一步強化協定的不穩定性。
六、「川普未同意也未否認」的海湖莊園協議之影響
進一步加劇貿易不確定性的,是外界所稱的「海湖莊園協議」(Mar-a-Lago Agreement)——一個至今未被正式承認、卻廣泛流傳的潛在非正式協議或政策構想。
為何這樣的「未同意也未否認」態度會造成困擾?
政策模糊化,降低信任:川普作為前總統及潛在未來領導人,對這類協議既不否認也不承認,讓各國無法釐清美國未來貿易政策走向,進而趨於保守或觀望。
繞過正規程序的疑慮:如海湖莊園這類私人會晤場域所談內容未經國會或正式程序認可,他國對於是否應響應或承認這類安排存有高度戒心。
外交政策的不對稱性:若某些國家根據這類「影子協議」提前作出政策調整,卻發現其實不存在正式承諾,將導致實質利益受損,甚至在國內遭到質疑。
這類協議若存在,對美國內部來說或許是一種策略操作,但對外則會嚴重破壞制度信賴,讓全球夥伴更加抗拒與美國建立正式貿易關係。
結論:制度重塑與信任重建是關鍵
總體來看,美國未能與其他國家達成新關稅協定,是多重因素共同作用的結果:從保護主義政策的強化、談判條件的單方面偏重、WTO機制失靈、到國內政治壓力及地緣競爭加劇,無一不是推遲甚至阻斷協定締結的障礙。
而「海湖莊園協議」這類外交模糊空間的存在,更進一步削弱制度信任與預測性,使得各國即使有貿易需求,也更傾向於轉向區域多邊架構,降低與美國單邊依賴的風險。
未來若美國希望重建其全球貿易影響力,勢必須從透明化、制度化與多邊化著手,並減少以個人或政治算計主導外交政策的情況。唯有如此,世界各國才會重新視美國為可信賴的經貿夥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