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色恐怖
藍家精雖在徐永昌將軍的幫助下解除了「戰犯」身分，但台灣在國民政府接管之後的政治亂象，加之父親留給他的產業被奪走，所有田產的田租，收受人變為「台灣警備總司令部」，父親創辦的「第一銀行」先是被台灣警備總司令部查封，後被「半山要人」黃朝琴強佔，使他無所適從，頗不耐煩；
戰敗國日本，則在盟軍遠東統帥麥克阿瑟將軍引領下對政治、經濟、社會做全面的改造，由帝國主義國家邁向民主國家，開始戰後全面重建。
藍家精遂偷渡至日本，想做一番事業。一九四九年二月二十八日這天，他受在日台人之邀請，為二二八事件週年紀念，在東京芝公園向國際社會公開演講「二二八事件」；後更強力抨擊國民政府在台灣施行戒嚴，敗退來台的外省人成為台灣的統治者，世居台灣的台灣人被統治卻沒有憲法所明定的應有權利，以及國府對台人的不平等待遇，言論不自由等。
那時的台灣，已處在國府的新聞與輿論箝制之下，因此藍家並不知道藍家精在日本的言行。
三個月後，幾十個體格健碩的彪形特務，帶著裝有刺刀的槍，突然搜查屏東別墅，在天花板上亂刺一通，檜木柱子被刺得傷痕累累，榻榻米和櫃子翻得亂七八糟，然後整幢別墅封起來，限藍敏二嫂三日內搬離；二嫂被逐出藍家別墅後，只能攜子在外借居，以養雞賣蛋維生；當局讓警察攜眷住進別墅，共三十六戶，他們在裡面肆意破壞上等的檜木柱子，竟然鋸來當柴，燒水燒飯。
那時在屏東的任一角落，都可以看到藍父當年親自監造的藍家別墅，藍敏心中暗自發誓：「除非別墅、財產全數收回，否則絕不回屏東看他們。」
此時徐元德赴任東京已兩年，藍母覺得女兒女婿分開太久不好，藍敏遂準備去東京，但申請出境證卻被打了回票，她才得知，因為二哥在東京的言行，藍家人全被限制出境，自己雖為外交官眷屬，亦遭限足不可出境。
自此，她路遇熟人裝不認識，不曾與同學聯絡，以免連累他人。
一九五二年初，台灣保安司令部認定藍家精能夠在日本維持生活、反對國民政府，其經濟一定是由藍敏供應的，乃派特務到她位於台北中山北路的日式住宅，藉口「核對一下是否有誤」，要拿走她的印鑑，如果不給，她就得「到市警局」。
迫於無奈，她只得交出印鑑。當時陳誠已推行「三七五減租，耕者有其田」的土地政策，她原有十甲地，被強徵了七甲，只剩三甲地維持生活，加之父親留給她做紀念的「第一銀行」股票，以及她所有財產，此印鑑被拿走，不但股息無法領，買賣亦也不成，等於一切皆被凍結。
她到台灣保安司令部警務處想要回印鑑，得到的回覆是「稍後再還」，她與母親的生計，就此陷於絕境。
一九五三年一月十五日下午三四點，又來了七八個彪形大漢，每個人各持一槍，詭稱「奉吳國楨主席之命來調查戶口」，藍敏心知大事不妙。
他們穿著鞋就踩上榻榻米，胡亂搜索房子，原想搜出她與二哥通信的證據，遍尋不著，但翻到她有不少與吳國楨夫婦的合照，竟將這些照片收走。一九五零年七月底她接到美國首席武官夫婦的請帖，邀她參加歡迎吳國楨主席及美國藍欽公使到任的雞尾酒會，宴會中有人負責照相，拍了不少她與吳國楨夫婦的合照，其中有一張她穿著長禮服，正走上樓梯的轉角，照相官叫住她，她一回頭，留下一張極其自然又嫵媚多姿的留影，這是她最愛的一張照片。可惜照片被沒收，她最美麗的年紀時的記憶，全都被攫奪而去。
照片收完之後，特務用槍押著，要帶她走。藍敏一九四六年在南京旁聽了當時每場制憲國民大會，親歷了中華民國首部憲法於一九四七年元月實施，於是她諷刺他們：「你們是抓家兄抓不到，抓我來抵數是吧？」「如果個人做的事，必須由家屬來負責，那麼你們怎麼不去抓宋美齡？她二姊宋慶齡是中共的國家副主席，論職位比我家兄大多了，而且你們現在不是在反共抗俄嗎，不去抓宋美齡卻來抓我？」
他們嚇到：「蔣夫人的事情不能講」，藍敏說：「站在人民的立場都是一樣的！」並追問：「拿我的印鑑做什麼？」回答是：「幫妳保管。」藍敏：「簡直是豈有此理！」
到了中山堂隔壁的警察局後，直到晚上八點，都沒人來問話，只是讓她枯坐。八點多矇上她的眼睛，載到中正路的台灣保安司令部警務處，把她推到一間關著犯有重大惡行人犯的牢房，裡面約有十幾個男犯，空氣中充滿汗酸臭，髒得不得了，每個男人都睜大眼睛看著她。她咬著牙，緊靠在門邊，男人七嘴八舌的，「喲，長得不錯嘛！」「嗯，很年輕喔！」「妳是怎麼進來的？」她一概不理。她知道這是對她的侮辱和壓迫，但她不屈服，也絕不流眼淚，只是不甘心。
一直到了晚上十二點，眼睛又被矇住，載到寧夏路的台灣保安司令部刑警總隊，帶到地下室牢房。一直都咬牙堅強的她，在這最後一關，要她把隨身物品卸下，關上鐵門的那一剎那，忍不住哭了出來，心裡想：進來了就出不去了。
關在裡面的，有三個小學女老師，一個是生產才過兩個星期就被抓來，常常漲乳漲得很痛，乳汁一直流出來，一擠就哭，每天都哭得很淒慘；第二個也是才生產完三個月，另一個則不太愛說。彼此詢問被抓的緣由，才知道她們是讀書會的。那個時候，不管是否讀左傾的書，只要是三個人的讀書會，當局統統都抓。
關了一個星期後，凌晨三點，有人叫藍敏出去，她想：「大概完了」。日治時期差不多都是這個時候，把人犯拉去六張犁的防空壕槍斃。她不哭，只覺得自己命運如此坎坷，唯一耽心的是母親，但「我死後大姊應該會照顧她，而良迪由徐家撫養應該沒什麼問題」。那三個女犯也兔死狐悲，嚇得淚眼潸潸哭不停。
到了一個很簡單的房間，保安司令部警務處外事科的蕭股長已先坐在那裡，角落還有一個用報紙遮臉的人。蕭問了藍敏的名字和住址以後，突然說：「這裡不是妳這個千金小姐住的地方，回去吧」。一秒後，她才意識到自己自由了，頓時滿腔怒火爆發出來，吼道：「你明明曉得我是千金小姐，為什麼帶我到這來？」蕭也不耐煩：「好啦，好啦，趕快整理整理，快回去啦。」「好啦，好啦，拜託出去啦，出去！」
藍敏回牢房和三個女犯道別，三個女犯各自寫下電話、地址，拜託她出去後跟她們的家人聯絡，因為她們被抓進來幾個月了，都不曾也沒辦法和家人取得聯繫。
凌晨四點半，她走出刑警大隊的大門，只覺腳像浮在空中，猶如做夢一般，沿鐵路走回住處，進去一看，腳無立足之地，所有物品、榻榻米被翻得一團亂，臥室的紙門都被拆了下來，櫃子也被撬壞了，一屋子的亂七八糟，連廚房內放火炭的籠子、電燈籠都翻遍了，隨處亂丟。
國民政府來台實施戒嚴，台灣變成一個孤島，警察三不五時入戶查戶口，每個人須有保人作保才能在台灣生存；藍敏從獄中返家，也須三日內找兩個保人替她作保，若無人願為她作保，她將再次關回牢中。
日治時代赫赫有名的里港藍家，在國民政府時期已無人敢作保，最後經由曾替藍父維護花園的花木匠引介，她去找當時的台灣知名地方派系角頭老大，不識字的台北市議員蔡金塗。
蔡一聽需要有兩個人替她作保，面有難色，一再說：「藍小姐，妳要保證不會離開台灣」，「藍小姐，萬一妳逃走了怎麼辦，那我和我的阿肥仔（蔡的老婆）不就被抓去關。」還用手比了一個殺頭的手勢：「藍小姐，拜託別偷跑，否則我和我的阿肥仔會被這樣」。
見此情形，她已無路可走，坦白講：「蔡先生，你是台灣第一有俠氣的人物，你若不敢替我擔保，全台灣已經沒人敢替我擔保了，多謝你的好意，我再回去被關好了。」但此話卻使蔡不好意思再拒絕，勉為其難的以夫婦兩人名義為她具保。
來台後的國民政府，其轄下保安司令部、警備司令部辦案抓人皆與各地方派系勾結一起，不識字的角頭老大普遍做議員，即是此故，這也是戰後國民政府在台灣利用黑道實施白色恐怖統治的手段之一。
三天後藍敏拿到為她具保的保證書，交去保安司令部刑警隊，隊長跟她裝傻：「什麼保證書？」「啊喲，藍小姐，妳是怎麼了？」「妳被關在我們地下室？」「是誰抓妳來的？」「哎呀，很失禮，若我知道，也會請妳到我的辦公室來喝咖啡的，在這休息。」
後來，她才得知自己為何被釋放——
被抓的前一年，她住宅四周已有四人一組的特務，二十四小時監視她；美國駐台使館人員皆認識她，其首席少將武官非常同情處於白色恐怖之下的台灣人，因此調離台灣前，曾拜託美國駐台藍欽大使及武官處保護她；被抓是夜，武官處某中校武官返家，照例開車繞道來看看，見她住宅整棟屋宇通明，這是平常不曾有的情形，甚覺奇怪，上前敲門，一瞬間燈光暗了下來，有人開門出來，槍抵武官腰際，武官：「What happened？」持槍者嚇了一跳，燈復亮，見是一個美國武官，而武官立刻反應到發生何事，迅即返回辦公室，報告藍欽大使，並通知所有認識藍敏的外國人、英國總領事、法國代辦等，外交團一夜之間皆知藍敏出事，商議次晨找台灣省主席兼台灣保安司令部長官吳國楨營救。
當時台灣保安司令部特務抓人皆用吳國楨名義，而吳那時已被蔣經國架空，所以當外交團問吳「為何抓藍敏」「什麼理由」「關在哪裡」時，吳根本不知情，他並沒有下令抓人，惟趕緊搖電話詢問，才知藍敏因其二兄一案，關在保安司令部的地下牢房。外交團要求吳下令釋放：「你們的法律不是各人做事各人負責嗎？其兄做的事，怎麼可以抓妹妹來抵罪呢？」
幸有外交團的斡旋營救，藍敏才得以出獄，否則就被拉去六張犁的防空壕槍斃了，而且永遠沒人會知道她的下落。
之後，吳國楨因遭受蔣經國特務系統暗殺差點失去性命，遂辭職，幾個月後才被當局允許離台赴美，五月二十四日上機那天，外交團亦到松山機場送行。返回後與藍敏一起用餐，他們告訴她，吳國楨上機時，機場特務密佈，原準備當場抓吳入獄，又礙於外國人在場不便行動，才使吳順利上機；但吳的兒子不被當局允許出境，留在台灣作了人質。
同年（一九五三）四月，吳國楨任內的財政廳長任顯群，因吳國楨下台也離職，開設律師事務所。一九五四年夏，某日清晨，藍敏閱早報，驚見「任顯群因共黨嫌疑而入獄」，國府認定任顯群的叔叔事隔五年才從杭州來台，「是共黨第五縱隊」，而任顯群為其作擔保，所以任也是共產黨。藍敏知道一九四九年時，並不是人人皆可像政府高官那樣搭機來台，好多人苦無管道，沒辦法來台，加之叔叔來台灣，任顯群若不作保，也不近人情。她看完報紙，瞬間直覺，今明不救，任顯群性命將不保。
此時藍敏雖因二哥一案坐困愁城，但仍熱心救人，趕去拜見時任外交部長葉公超，請葉去找美國藍欽大使幫忙。葉公超與藍欽大使見過蔣中正以後，任顯群的性命總算是留住了，判刑七年，關了三年半假釋出獄。出獄後，任氏夫婦特來見藍敏，在玄關跪下來，感謝她的救命之恩。
一九五五年，曾向她借住別墅的孫立人將軍，被當局羅織罪名，拔官除俸，軟禁家中；霸佔藍家產業的人，卻在黨國庇蔭下享受權貴生活。
時至一九五八年，安全局主動找藍敏，請她把二哥從日本叫回台灣來，她並不相信，深恐害到二哥，因當時有不成文規定，若抓到藍家精，其財產百分之四十可獎予承辦人員。
她頗有自知之明，二哥在日本發表反對國民政府之言論，夫婿徐元德官職在國民政府，她怎敢再去求他？愛子良迪被徐家帶回去，再後徐元德把良迪帶去日本，她因當局限足不能出境，最終造成她與元德關係疏離，婚姻解除。
不久，金門發生八二三砲戰，蔣中正發佈公報，希望台灣人「共同合作打擊敵人」，藍敏覺得這是個機會，既然國府向國際表達「台灣人很團結」，若藍家精返台卻把藍家精打死，似乎無法向世人交代；而且藍家精回台，日本政府一定會要台灣當局保證其安全；加之母親思念兒子，藍敏決心放手一搏，但為了慎重起見，向安全局提出四個條件：「第一，安全局長鄭介民須親赴東京接家兄，並需找一個在日本社會有地位及影響力的人，向鄭介民取得家兄回台後不會遭槍斃的保證；第二，『第一銀行』是父親創辦的，戰後被黃朝琴佔去，已為不可改變的事實，但家兄回來後，必須安排他為該行的常務董事；第三，全部歸還家兄這八年來被政府沒入的財產，以及以警備司令部名義所收取的田賦；第四，屏東別墅需修復原狀。」
這四個條件，安全局照單全收，並向藍敏收取了五百美金，「作為藍家精搭機回台的費用」。一九六零年四月，流亡了八年的藍家精終於回到生長的土地。
一九四九至一九六零年，藍敏度過了本該是人生最精華最青春，但對她來說卻是最黑暗的十年。十年間，國府對藍家的打壓，一波一波接連來，使她與親友隔絕。二哥回來後，各方人馬開始每天在她家裡出出入入，親戚朋友亦川流不息，使她透不過氣，覺得「人很現實」。
愛子之死
因當時的強權高壓政治時代，藍敏決定學做生意，遠離政治圈，以免再遭政府特別注意。
一九八六年五月十八日，藍敏愛子徐良迪胃痛、發冷無法進食；
次晨，鄰居送良迪去榮總急診室，但急診室不收，理由是良迪既然能坐計程車來，就不到入急診室的程度；下午才在醫師幫助下送入急診室，發現是胃出血，折騰到當晚八點多，藍敏推著愛子進進出出照了三次X光，良迪只剩半條命。
五月二十一日凌晨兩點做手術，早上六點出手術室，母子講了幾句話；二十分鐘後，藍敏按照醫院的探視規定，離開加護病房，在外面走廊上坐等下一次探視；二十分鐘後，忽聽護士在病房內大叫「徐良迪的家屬快來！」她起身要進入，護士卻在加護病房門口擋住，她透過門縫看見醫師坐在良迪身上做人工呼吸；七點左右才讓她進入，良迪已昏迷，不管怎麼叫都沒反應了。
她問在場的醫師護士，卻沒人告訴她究竟發生了什麼事；在走廊上，有個醫師偷偷告訴她，良迪戴著的氧氣掉下來，護士沒發現，發現時為時已晚，良迪就此昏迷。此後，藍敏就在加護病房外的椅子上坐等，每四個小時才能進去看良迪三十分鐘。那時她想，如果醫院允許家屬隨侍床側，也許不致發生這樣的不幸，為人母者，總盼望能有奇蹟出現。
二十五日中午，良迪走了，得年僅三十九歲。
痛失愛子的藍敏時年六十五，極為傷心，她想查詢良迪昏迷的原因，有個護士對她吼：「妳若不甘心，可以去告，但從來沒有人可以告贏榮總的！」態度極其惡劣；前行政院長孫運璿中風嚴重，若是普通病人早就束手無策，可是榮總的醫生護士細心照料，恢復得相當好；所以她覺得，強權下的榮總醫院「是為達官貴人而不是為普通平民而設的醫院」。
良迪走後，年幼孫女與她相依為命，而自小與她感情篤深的大姊子女，細心陪伴她度過餘年，使她不幸之餘仍有感動溫暖的時光；二零零二年藍敏過世，享壽八十一歲。
一代奇女子
藍敏出生日治時代赫赫有名的大家族，因父逝，結束日本東京女子大學外文系學業，轉赴上海於聖約翰大學攻讀政治系；太平洋戰爭爆發，念及美國將以台灣為登陸戰場，不忍故鄉生靈塗炭，甘冒生命危險，自滬經閩徒步入赣，在泰和面晤中美合作所主任戴笠陳述上情，並利用其兄之特權，為政府地下工作人員携發報機回台；回台不久，因其兄藍家精「戰犯」一事，赴南京奔走，於金陵大學修國際法，並與徐永昌將軍子元德結縭；再返台後，目睹二二八事變之發生，並在其後白色恐怖時期，受其兄藍家精「叛亂案」之累而罹災入獄；後投資台灣貿易公司、金山農場，並一度取得可口可樂公司的台灣代理權，全心經營事業，然又遭晚年喪子之痛。
她的家世背景，她的求學經歷，她對政治、歷史與外交背景的熟稔，她鮮為人知、了不起的中國大陸經歷，以及她臨危不亂的勇氣，曾被軍統出身的喬家才譽為「台灣奇女子藍敏」；而她在大時代的浮沉中仍深具憂國憂民的熱情，不為困苦所擊倒的智慧、感性與堅強，誠為現代女性之典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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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
中研院《藍敏先生口述史》；
國史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