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卡達首都多哈的周一深夜，一場看似例行、實則關鍵的會面弔詭收場。卡達首相謝赫穆罕默德在酒紅白相間的國旗下，正面施壓哈瑪斯首席談判代表哈利勒・海亞（Khalil Al-Hayya），要求其回應美方最新停火提案——這份由川普政府直接拋出的方案，罕見繞過以往由卡達與埃及主導構思、再與美以哈三方穿梭協商的慣例。會談在晚間9點半前結束，但真正的難題才剛要開始：海亞離場後，卡達談判團旋即與以色列對口通話通宵至清晨5點，試圖把一紙提案變成可落地的協議。按照安排，哈瑪斯承諾在12小時內給卡達回覆；然而倒數尚未結束，另一個倒數卻先行歸零——以色列導彈在時限到來以前，轟然砸向多哈一棟住宅大樓，以情報研判那裡聚集了哈瑪斯高層。卡達與鄰國震怒，美方錯愕，而以色列則毫不歉然；在一次打擊中，美國在中東的公信力、卡達的斡旋角色與以色列的戰時風險拿捏，被迫一起接受檢驗。
這一擊並非臨時起意。據多方消息，早在兩個多月前，以色列國防與情報體系已著手規畫一場大膽且具高度政治風險的跨境行動：在卡達首都直接打擊哈瑪斯指揮層。自2023年10月7日戰爭爆發後，以色列明確宣示將追剿加薩與海外的哈瑪斯領導人，並已在敵對領域採取行動，例如在伊朗斬首伊斯梅爾・哈尼雅、在黎巴嫩擊殺薩利赫・阿魯里；但在卡達動武則性質全然不同——那是個主導停火協商的關鍵調停者、同時長年駐有美軍中樞的主權國家。卡達多哈近年既是哈瑪斯高層的落腳處，亦是以色列高官往來頻繁的談判舞台；美卡安全合作穩步升溫，美軍烏代德空軍基地更是美國在區內最大設施。儘管曾傳出卡達同意驅逐哈瑪斯領導層，但實際進展有限，多名核心人物仍留在多哈。另一方面，以色列與卡達的關係多年起伏不定：1996年曾短暫建立低層級往來、2000年關閉以色列在多哈的貿易辦公室，2018年又在內坦雅胡拍板下允許裝著現金的手提箱從卡達送入加薩以支付公務員薪資與民生支出。戰爭爆發後，耶路撒冷對多哈的不滿急速累積，指控卡達庇護哈瑪斯、對停火施壓不足，於是軍情部門加速完成長程精準打擊的技術與路線規畫，空軍同步演練，為以色列史上首次對海灣阿拉伯國家發起空襲預置條件。對決策層最後留下的問題，已不再是「要不要打」，而是「何時打」。
時機成為政府內部爭論的核心。以軍參謀總長埃亞・扎米爾與摩薩德首長大衛・巴爾內亞，兩年來都是多哈的常客、談判機制的骨幹，皆對在美方遞案後數日內即於卡達動武抱持保留；扎米爾更曾反對政府「接管並長期占領加薩市」的計畫，擔憂將使士兵與僅存的48名人質風險大增，但這些顧慮在政治現實前一一被忽視。二月起，談判主導權改由內坦雅胡心腹朗・德默接手，安全圈兩位重量級人物的分量悄然下降。周一，作戰構想獲得初步放行；據以方說法，辛貝特（以色列內安局）掌握到哈瑪斯高層為回應美案而在多哈聚會的情報，關鍵目標指向海亞。為了確認身分，以方將行動延後一日，最終在開火前幾小時獲得最後核准。真正的難處，落在「如何告知美國」這道必答題。以軍戰機在周二午後升空，機型與彈藥外界不得而知，但以色列在與伊朗對峙時曾長時間運用F-35I、F-15、F-16執行遠距包線作戰，技術風險可控；這回不同的是，沿途掃描的是美軍雷達。美國在多哈郊外的烏代德空軍基地是中東空軍運作樞紐，中央司令部對任何未知來向目標都會視為潛在威脅；卡達本身也布有先進預警系統與愛國者防空。以色列必須在「不提前驚動卡達與哈瑪斯」與「不被美軍誤判為敵對機群」之間拿捏秒差。最後採取的方案極不尋常：非由內坦雅胡與川普直接通話，而是由美軍參謀首長聯席會議主席丹・凱恩先向川普通報，川普再轉知特使史蒂夫・維特科夫，由其通知卡達。當卡達接到電話時，當地時間下午3點46分、十餘枚彈藥已經命中多哈市中心的一棟住宅樓整整十分鐘——以方稱之為「精確打擊」。這一串繞行的通報鏈，將美方置於極為難堪的位置：既被動知悉，又來不及預警盟友。
隨後的數小時，震怒與切割同步上演。卡達首相對前一晚還在催促哈瑪斯回應的努力被瞬間推翻感到憤慨，直批這是「國家級恐怖行動」，並在專訪中指責內坦雅胡自開戰以來「系統性破壞一切穩定與和平的可能，也破壞營救人質的希望」。川普則公開表達「對行動各方面都極不滿」，白宮發言人卡羅琳・萊維特雖未譴責跨境追殺哈瑪斯指揮層的目標選擇，但明確批評做法本身：「在卡達——一個與美國關係密切、正與我們共同承擔高風險調停任務的主權盟友——單方面發動轟炸，不利於以色列與美國的戰略目標。」以色列方面則迅速承擔全部責任，強調這是「完全獨立的以色列行動」，據稱此說法本身也是應美方要求，以切斷任何對「美以共謀」的聯想。內坦雅胡與川普在事後通了兩次電話，以方官員形容「對話良好」，但美方內部的氣憤與挫折並未消退：許多人不滿被排除於決策之外，也不滿來不及對卡達發出警示。
對以色列而言，最現實的問題不只是外交風險，而是戰術成效是否匹配戰略代價。哈瑪斯在周二晚間宣布，海亞與談判團並未遭到擊殺；遇難的是五名中層成員與一名卡達安全人員。到了周三上午，以色列內部對戰果的懷疑迅速擴散，並在短短數小時內轉為悲觀。這意味著，這起號稱「精確」的遠程準點清除，恐怕在關鍵的目標識別或命中點位上出現偏差，而行動帶來的外溢效應——對卡達的羞辱、對美國威信的消耗、對停火談判齒輪的卡死——卻已難以逆轉。要命的是，這一切發生在川普對哈瑪斯發出「最後通牒」的隔天、也發生在以色列對外宣稱「正認真考慮」美案的檯面語境之下。當局外的時間窗口最為寬敞，局內的政治時鐘卻走得最急；而在這場時間與計算的博弈裡，多哈上空先抵達的不是共識，而是彈片。
總結而論，這場打擊行動把三層矛盾赤裸攤開：其一，是軍事目標與外交現實的落差——在調停首都執行「斬首」，等同將仲裁者置於火線；其二，是以色列內部安全專業與政治考量的拉扯——當參謀總長與情報首長都對時機持保留，決策仍以政治組合邏輯為先；其三，是美國作為提案方與盟友之間角色的撕裂——既要推進停火，又被盟友以「最後一刻通知」的方式牽動，最後只能在憤怒與切割之間艱難平衡。距離戰事屆滿兩年只剩不到一月，耶路撒冷依舊宣稱斬首行動將「讓戰爭終點更近」，但在卡達與美方的強烈不滿、以及人質家屬對談判前景的絕望交織下，這條通往停火的路反而越走越窄。尤其當關鍵目標並未如預期被清除，「精準」二字本身就變成最刺眼的反諷。
